僅在一個版本的小學語文教材里，他就發現了368處“瑕疵”;彭幫懷為語文教材糾錯10年不棄

自1988年從師范學校畢業，彭幫懷從事中小學語文教學工作近30年，但最近10年，他的工作與生活又增添了一項新內容，即對中小學教材糾錯，他也因此被稱為“糾錯老師”。

盡管在他起訴的10年中，沒有一次勝訴過，但彭幫懷決意，一定會將糾錯進行到底，因為“教科書的事都是大事”。

找錯 “ 三部曲 ”

畢業后在河南信陽老家做了幾年教師，彭幫懷便決定繼續深造。從中文大專到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再到法學研究生課程，他一級一級地進修。與此同時，從2000年開始，他在鄭州開辦作文培訓班，培訓對象以小學生為主，培訓內容則依托教材。

“2000年以前，教材一統天下，有錯誤也是全國統一錯誤，我從未懷疑過。”彭幫懷告訴記者，2000年后開始課程改革，北師大出版社、江蘇教育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等版本的教材陸續出現。

直到2006年的一天，彭幫懷批改作業時，發現一名學生的標點符號占格出現錯誤。“省略號是六個點，規范寫法應該是每三個點一個格。但這學生在一個格里寫了四個點，另一格里兩個點。”彭幫懷便給其打了個紅叉。

誰知第二天家長找來了，說孩子是照著書上寫的。彭幫懷立即找來某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果然在五年級教材一篇名為“讀《給予是快樂的》”的示范習作里，發現了這個問題。與此同時，另一名學生在使用冒號、雙引號時，也發生了與教材同步出錯的問題。

查詢了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語委)和新聞出版總署在1993年的標準后，彭幫懷向學生指出這些寫法是錯誤的，但不少學生仍按照書上的寫法寫作。

一位家長更不買賬：“連標點符號都教錯，還教什么學?”并要求退回120元的培訓費。

退費后，頗受打擊的彭幫懷仔細翻閱了該版小學語文教材，發現從三年級到六年級的教材中，存在63處標點符號使用不規范。此外，他還發現教材中有錯別字、語句不通順的情況。

四年級上冊一篇文章中寫道：“美好的感情長留人們心中……”是“長留”還是“常留”，彭幫懷認為有待商榷。更明顯的錯誤在四年級上冊第104

頁，其中的“片斷”應為“片段”。”‘片段’表示文章、書籍等的一個相對完整的段落;‘片斷’指的是生活、經歷、記憶中一些零碎的不完整內容。“

他還找到了同一知識點在不同版本的教材中存在相互沖突。比如在《一株紫丁香》一文中，一家出版社的教材用的是“做伴”，而另一家的則是“作伴”。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彭幫懷僅在某出版社出版的小學語文教材里就陸續發現368處“瑕疵”。

10年間，彭幫懷“找錯”的同時，也一直在嘗試通過聯系出版社或通過法律手段“改錯”，但始終無果。

剛發現有標點符號存疑時，他數次查閱標點符號正確使用規范，并向多位專家請教，確認他發現的標點符號屬于錯誤使用后，他曾電話聯系出錯的出版社，對方稱是“郵購電話”便匆匆掛斷。

隨后，他再次給國家語委、出版社致電、寫信，可通通沒有下文。而在向《咬文嚼字》咨詢時，一名領導回應：“教材的問題，我們不好說。”

四處碰壁后，彭幫懷想到了在央視的“3·15晚會”上將問題上報給國家工商總局。國家工商總局將此事轉辦給當地分局后，出版社對此解釋，稱其請教了北京的語言文字專家，解釋目前出版的教材上的標點符號符合規范，沒有錯誤，可以使用。

無奈之下，彭幫懷只能訴諸法律，希望能在法庭上和出版社有一個公平對話的機會，但在“自己都記不清起訴了多少次”后，他只見過對方的代理律師。

事實上，早在2006年，彭幫懷就曾將一家出版社和一家新華書店起訴至鄭州市金水區人民法院。

這些年，法院受理開庭的11次起訴中，彭幫懷沒有一次勝訴。除了鄭州，彭幫懷輾轉去過北京市、南京市等地打官司，但結果并無二致。

敗訴理由多是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是教育部批準、權威專家審定的合格產品，且彭幫懷無法舉證，因為沒有鑒定機構去鑒定這些教材內容是否符合行業標準。

多次起訴后，彭幫懷甚至摸索出了讓法院受理的技巧，“說教材有問題，不好立案，只能說買書后，不想買了，要求退費才行。”

艱難“改錯”路，唯一一次讓彭幫懷感到欣慰的是2013年一家全國性出版社向使用該教材的全國學校和彭幫懷致歉，并下發勘誤表。

“ 教科書的事都是大事 ”

采訪中，彭幫懷反復強調，很多人對教材存在認識上的“愚忠”，認為教材即權威，即便它錯了，也是對的。在他看來，“教科書出錯，是文化之丑”。

如今，一旦有新教材上市，彭幫懷都會忍不住去買，一看到有錯誤，他就忍不住去上訴。

對他的這種行為，有人認為是“炒作”。對此，彭幫懷不以為意，“一年兩年還可能是炒作，如果炒作十年，那已經是一個人的理念了。”

為了糾錯，彭幫懷這些年在時間、金錢、親情甚至職業發展等方面都付出了太多的東西。

過去，他興趣廣泛，唱歌、朗誦、下棋。如今，他只對教材感興趣，看語文教科書和法律書籍占據了業余的大部分時間。僅買教材的錢他都難以計算，家里更是堆積成了“小教材博物館”。

因為把太多的精力和金錢都耗費在教材糾錯的事情上，妻子經常抱怨他不干正事兒。同家人聊天亦如此，一聊到這個話題，“弟弟妹妹就不接話了，還會說‘能不能不說這些’”?

46歲的彭幫懷告訴記者，他現在仍然只是中級職稱，如果沒有糾錯的事情，他認為自己近30年的從教經驗，最少也應該是副高職稱了。

相比這些“失去”，彭幫懷認為自己也有收獲。在糾錯的過程中，他對教材的鉆研能力得到了提升，也結交了全國很多“糾錯老師”。為此，他還成立了一個“中國教材亮劍”的群，有近560名老師在群里。

在彭幫懷看來，很多老師不是沒有發現教材中的錯誤，只是抱著“不愿說、說了也白說”的心態。

無論如何，彭幫懷決意，一定會將糾錯進行到底，因為“教科書的事都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