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3年、育有一女的楊華女士(化名)最近頻頻收到母親發來“催生”的消息。楊華理解老人“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但對于自己這個背著房貸的雙職工家庭來說，養一個孩子似乎已是“滿載”。
透過“小家”看“大家”，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正與生育率低迷兩相疊加，成為擺在整個社會面前的現實難題。
趨勢：“一老一少”之壓撲面而來，但我們韌性仍存
據相關預測，“十四五”時期，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將突破3億，從輕度老齡化邁入中度老齡化階段，同時會滋生“少子化”問題。202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已降至1.49，跌破了國際公認的1.5的警戒線，生育水平有進一步走低風險。專家直言，老齡化遇上“少子化”，將成為我國未來社會發展中不可回避的問題。
“‘少子化’是很多國家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國總和生育率早就低于自然更替水平，這給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人口結構帶來了嚴峻挑戰。”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說。
“人口老齡化也是一個世界性問題。”北京社會管理職業學院教授、樂齡研究院院長楊根來分析，尤其要注意老齡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撫養比上升以及“未富先老”問題。從現在到2030年之前，我們的養老負擔可能會越來越重。
“數十年間，我國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從人口數量型矛盾為主，轉變為人口結構性矛盾為主。”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南開大學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判斷。
面對人口形勢的變化，人們擔憂：“社會如何負擔這么多老人?我們會不會面臨80多歲仍需外出打工的窘境”“人口拐點就要來了，紅利期消失后會暴露更多社會問題”……
在原新看來，所謂“人口拐點”并不盡然，新的“人口紅利”仍然可期。“盡管可以預見未來中國人口會出現負增長，但切記一點：中國人口規模巨大的基本國情不會改變。”原新說，老齡化、“少子化”增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挑戰，然而機遇猶存：一是少年兒童社會撫養負擔減輕，健康和教育整體得到改善;二是勞動年齡人口縮減的同時其規模依然巨大，人力資本積累日益雄厚;三是老年人力資源尚有很大的挖潛空間。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舸認為，“我國依舊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隨著教育水平的不斷提升，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將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支撐性力量。同時，我們要看到巨大的國內消費市場是我國經濟發展保持韌性的關鍵。”
變遷：家庭規?？s小，傳統養育觀念式微
“85后”山東青年王芳(化名)透露，身邊同齡人中有很多人生育意愿并不高。“畢竟我們這一代人的觀念已經變了，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都比較常見”。
每年的出生人口是人們關注的一個重點。近年來，這一數據不升反降，2018年全國出生人口降至1523萬人，2019年降為1465萬人。
除了下降，楊根來還觀察到當前各地生育率相當不平衡，生育率高的集中在中西部一些欠發達地區，而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以及部分重點城市的生育率并不高，甚至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數據背后折射出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養兒防老、多子多福曾是深植在老一輩人心中的傳統觀念，一些年輕人對此卻有些“消極”。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說，現在一些年輕人逢年過節不回家，是在躲長輩的催婚、催生。知乎用戶“Wonder王達”分析，生育意愿下降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本質上是一個投入收益平衡和機會成本的問題，即：生育成本對于很多年輕人來說過高了。他同時還表達了養老焦慮，坦言：“兒女對老人的陪伴屬性正在減弱，子女成年后與老人天各一方是常態，在一線城市工作的子女們不啃老就已經很優秀了。”
楊舸認為，我國家庭呈現小型化趨勢，成員數量在不斷減少。當代年輕人更加追求自由、獨立的生活，傳統家族觀念被逐漸邊緣化，代際關系重心下移。社會化養老正在被接納和推崇。
問策：支持家庭，是“養”“育”友好的起點
當老齡化、“少子化”如影隨形，“上不能侍父母、下不敢要孩子”的群體最關心的是，能否在“生育”和“養老”兩個方面得到更多切實的支持?
楊根來注意到，各地陸續在生育支持方面進行了探索，如北京調整生育醫療費用待遇、河南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貴州規定不得因女職工懷孕生育等原因予以辭退。這些政策的落地效果還有待觀察。結合全球低生育率國家經驗，我國或將從加大生育補貼、延長產假及育兒假期、完善女性就業環境和托幼服務體系、加大醫療補貼等角度給予生育支持。
如何解決養老呢?“首先需要正視問題，當前的養老保障制度和養老服務還有滯后的地方。”楊根來舉例分析，各地對“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醫養相結合”養老模式的認識有偏差，很多老人都感受過養老領域的“冰火兩重天”：一方面，老百姓住得起、住得好的養老院一床難求;另一方面，大量高標準、豪華型養老機構門可羅雀。這說明我們的養老服務設施尚不完善、質量有待提高。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居家、社區、機構不是矛盾體，而是共同體。
“老年人不是同質的，是異質的。”原新強調，養老制度安排應該區別對待、分類指導、按需施策。此外，長期照料保險制度應盡快成為正式的制度安排。
解決“養”“育”之需，是一個長期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賀丹看來，一系列決策部署體現了我們對社會變遷和人口發展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為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完善與之相關的配套政策或許應該成為各級政府下一步行動的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