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拼多多的規則，王強將被罰款15萬元左右。王強在拼多多上有兩家店鋪，分別銷售家居用品和汽車用品。家居用品店被查出售假，但汽車用品店也受到“關聯”處罰，同樣被凍結資金，下架商品。這種情況，在受罰商家中非常普遍，商家們稱之為“連坐”。王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兩個店鋪登記的身份證不一樣，銀行卡賬號不一樣，只有一個QQ郵箱是一樣的，就被判定為關聯。

到7月15日，王強兩家店鋪賬戶上的8萬多元，在沒有任何通知的情況下，全部被劃走。

盡管自知售假，但王強仍然對拼多多處罰環節中的種種疑點提出了質疑。

在王強的一再要求下，拼多多才給王強發來了一份處罰依據，是一封來自“上海莊臣有限公司”的郵件，指出王強的店鋪售假，但不少信息都打上了馬賽克。

“就憑這一張圖就充當了執法部門。”這是讓王強感到氣憤之處，憑一張圖，沒有執法部門，拼多多就可以凍結劃扣商家的貨款，“而且是我一再要求才發給我，如果不要求，是不會發給我的。”

被“扣款”之后，為了確認拼多多是否履行承諾，對買家進行了十倍賠款，王強專門打電話給了三位買家，“三位買家都說沒有收到過十倍賠款，最多就收到了十元優惠券。”

這也是大多數商家質疑的地方。“這是拼多多隱蔽的一個問題，許多罰商家的錢，會以50年有效期優惠券的形式，返給購買者。如果你不再次購物，這些優惠券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一位商家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處罰商家的是真金白銀，但返還給消費者的，只是“虛擬的數字”，“很多消費者在購物體驗不好的情況下，可能根本不會再用這些優惠券，這中間就存在‘黑賬’的可能。”

類似王強這樣的賣家，大多同時經營淘寶店鋪和拼多多店鋪。在王強看來，與淘寶平臺上治理假貨、處罰商家的規則比起來，拼多多幾乎可以說是“酷刑”。

“淘寶平臺相對人性化，如果售假，一般都是扣分、商品下架或者關店，但錢還是你的。”王強說，而拼多多不同，一旦被發現售假，一次就可能被罰得傾家蕩產。

相比其他平臺，拼多多的入駐門檻幾乎是最低的。以京東為例，第一步就要交3萬元的保證金和l2萬元的服務費。而在拼多多上開店，企業店鋪只要繳納保證金1000元，個人店鋪保證金2000元，只有海淘、水果生鮮和美容類需要交l萬元的保證金。

王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拼多多上發布商品也非常容易，“發布商品之后，幾乎立刻就審核通過，可以直接上架售賣，不需要任何店鋪資質，也不需要提供品牌授權。”

而根據目前的《拼多多平臺合作協議》：一旦發現商家銷售“嚴重問題商品”，“要求商家支付通過拼多多銷售的‘嚴重問題商品’歷史總銷售額(以商品ID為準)的十倍作為消費者賠付金賠付消費者，這個規定遠比其他電商平臺嚴苛。

這也意味著，“假一賠十”針對的不是單個訂單，而是一個批次的所有商品總額。一旦商家被發現售假，就可能會被拼多多凍結資金，并罰大額資金。

“通過罰款致富…‘養肥了再殺”是很多商戶對拼多多提出的質疑。一位商家對《中國新聞周刊》形容，“拼多多制定的規則就像一個圍城，把商家輕易放進城里，而拼多多就是土皇帝，可以制定規則，電可以處罰”

黃崢曾對此回應，作為杭州人，他很清楚假貨會很困擾早期的電商平臺，假一賠十”的政策，是在傳統的電商平臺基礎上做了改進，那些想賺一票就走的商家看到這樣的規則就望而止步了，“全中國可能沒有比我們更努力在打假的平臺了。”

“從平臺角度看，對商家的管理，通過合同約定，制定了高于法定標準的處罰規則，商家在入駐的時候，如果覺得不可接受，完全可以不要入駐。”李俊慧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拼多多要求商家對消費者做出“假一賠十”的承諾，從法律上看沒有太多問題。

事實上，這也是大多數被罰商家選擇起訴拼多多，而無法獲得法院支持的原因。《中國新聞周刊》查閱中國裁判文書網發現，大部分起訴拼多多的“合同糾紛”案，最終的結果都是商家敗訴。

2017年5月，福建福安商家林霏霏，因為經營的化妝品店被拼多多抽查出售假貨而被扣除27509元，起訴拼多多。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的判決認為，雙方簽訂了《拼多多平臺合作協議》，“簽訂平臺合作協議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以此為主要依據判定林霏霏敗訴。

2017年10月，河南商家徐瑤，也在上海市長寧區法院起訴拼多多，理由是她所經營的“辰軒男裝”被拼多多判定售假，而她經營的另一家拼多多店鋪“華東品牌折扣店”被判定為關聯店鋪，也被扣除了35773元。而法院最終判定，兩個店鋪均出售了涉案商品，應屬合同約定的關聯店鋪，判決徐瑤敗訴。

不過，司法判決仍然無法打消大多數商家的質疑。“為什么拼多多不能在店鋪和商品審核階段承擔更多責任呢?”一位賣家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寬進嚴出”的打假方式是本末倒置。

北京觀韜中茂(上海)律師事務所汪律師目前正在代理一位商家對拼多多的訴訟案。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以行政機關執法作為參照，行政機關執法在程序上要求很嚴格，包括取證的過程。但拼多多對商家的“處罰”，只是憑消費者投訴、找品牌商出一個報告，整個過程沒有請第三方公證，在鑒定的時候也沒有邀請被罰商戶一起參加鑒定，所有的行為都是單方面的，“就算商家售假需要被處罰，至少程序上，要讓被罰的人心服口服。”

他還認為，商家要入駐拼多多平臺，就必須同意拼多多制定的協議和規則，拼多多會利用平臺優勢制定規則，這個過程不可避免存在“格式條款”的不平等性。

他還建議，法院的司法判決，需要考慮拼多多引發的大量訴訟，已經具有了某種群體性特征。“商家起訴拼多多，如果只有幾件或者十幾件，可能是正常糾紛。但從目前的信息看，拼多多處罰所引發的訴訟已經多達上百件，法院就要去考慮，為什么會產生這么多訴訟?”

資金存管疑團

除了質疑處罰的正當性和透明性之外，大部分商家更關心的問題是：自己被罰沒的錢，究竟有沒有被真正賠付到消費者手上，被拼多多凍結和扣除的錢，應該由誰來監管?商家們少則幾萬，多則上百萬的資金被凍結，是不是拼多多變相占用商家資金?

王強發現，淘寶平臺和拼多多平臺.對于商戶資金的管理和提取有截然不同的規則。淘寶平臺上，只要買家確認收貨，貨款會直接到賬賣家支付寶賬戶。而拼多多平臺上，買家確認收貨后，貨款仍然在拼多多的賬上。商家提現，需要進行手機驗證，而且需要等待兩天時間才能到商家賬戶。王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是兩個平臺的根本不同，“淘寶平臺無法干涉你的貨款，而拼多多平臺可以直接凍結和接管你賬戶里所有的錢。”

王強還發現，拼多多經常會“無緣無故”限制商家提現。“在沒有任何違規的情況下，很多商家都會被限制提現400小時，比如賬戶里有50000元，但你只能提49000元，還有1000元是提不出來的。”以王強自己的觀察，這種時候往往發生在拼多多廣告投放比較多的時候。比如，今年世界杯期間，拼多多投放了很多廣告，陸續有不少商家被限制提現400小時，“我們都懷疑，拼多多是拿我們的錢去補營銷和廣告的經費。”

“我們保證這些錢100%賠付給消費者。整個資金鏈條都是從商家到消費者。”在6月的媒體溝通會上，對于凍結商家貨款和靠罰款支撐盈利的說法，黃崢回應稱，處罰資金不在拼多多公司，而是沉淀在監管賬戶，拼多多也不享受利息，“如果要用一年時間沉淀出一個億利息，你知道要多少資金嗎’按照這么低的利率需要100個億的資金池。”

他還對賠付消費券問題做了回應，“由于拼多多沒有支付寶，所有賠付款都是以消費者現金券的形式發放，優惠券的使用時效為50年，目前現金券的使用率高達95%。”

溝通會上，拼多多還向媒體公開了部分法院判例的具體案件。“如果不是100%賠付給了消費者，法院是不可能判拼多多勝訴的。”拼多多法務負責人表示。通過查詢這些判完并公開的案例，也可以清晰展示賠付消費者的資金鏈路。

不過，由于整個過程并未完全透明，拼多多平臺凍結和扣除的商戶資金去向仍是謎團。

由于拼多多平臺沒有第三方支付牌照，拼多多選擇和平安銀行合作，由平安銀行為拼多多提供資金結算服務。

具體操作是，拼多多在平安銀行設立一個內部賬號，在賬號名下為平臺商戶開設虛擬子賬戶，商戶在拼多多上的交易貨款只能通過這個子賬戶流通，根據資金存管的要求，賬戶資金流出，理論上僅限于商戶發起的提現及退款，作為平臺管理方無權接觸到商戶子賬戶內的資金，只能發起“凍結資金”的指令。

不過，針對凍結及罰款資金去向問題，平安銀行曾向《財經》記者透露，資金全部存在平安銀行專用賬戶中，但劃扣商家資金事宜及如何運營凍結款等問題平安銀行不參與，全部由拼多多平臺處理，劃扣商家資金屬于拼多多的業務行為。

李俊慧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在資金存管和使用去向無法真正透明之前，仍然存在平臺挪用資金的巨大風險。

這種風險此前已經在共享單車平臺上上演過。不少共享單車都收取了用戶押金，而且紛紛承諾，押金是專門賬戶進行存管，不會挪用用戶押金。但事實上，據媒體報道，由于共享單車平臺持續燒錢，資金需求一直很大，不少甲臺都存在挪用用戶押金的情況。

“很多存管并不規范，沒有完全按照央行支付管理規定所要求的、特別具體的專戶規則來開設，拼多多的資金存管是否符合和高于這個要求，目前并不清楚。”李俊慧表示，存管必須是按照央行的專戶管理辦法來設定的專門賬戶，而不是簡單開一個賬戶，否則還是有很大道德風險，銀行只是存管和結算，而支取條件還是由開戶人來決定，甲臺就可能會挪用資金。

“錢被平臺支取走了之后，到底怎么使用，這是個灰色地帶。”李俊慧建議，存管賬戶的余額信息和支出情況，都應該更加透明。

事實上，黃崢在幾次媒體溝通會上零星的回應，并沒有打消商家和外界的質疑。

從一個完整的治理環節來觀察，拼多多處處充滿爭議：商家零元入駐，幾乎無門檻發布和售賣商品，拼多多并不承擔審核責任。而一旦被發現售假或其他問題，則要面臨最高“假一罰十”的嚴苛處罰。處罰依據很少主動提供，往往在商家一再要求下，拼多多才會提供“打了馬賽克”的證據。商家貨款被凍結后，在沒收到任何通知的情況下，貨款會被拼多多“扣罰”。而“扣罰”的資金，是否真的被嚴格存管、不被挪用，是否完全賠付給了消費者，也缺乏透明度。即使賠付，也是以代金券形式發放，而代金券如果不使用，所謂賠付就是“空話”。

當所有環節的問題串成邏輯鏈條，質疑拼多多“寬進嚴出有釣魚嫌疑…‘靠罰款支撐盈利”的聲音，就不再是空穴來風。

除了自身的治理能力之外，拼多多引發的平臺和商家矛盾，已經蔓延到了社會領域，更加讓人擔心。

因為打算找拼多多維權，在江蘇常熟做生意的林默在8月7日這天，接到了各種“勸阻”。”一大早，徐州老家的大隊書記給我打電話，很客氣地勸我不要去維權。上午，鎮上派出所去老家找我父母談話，隨后又去我丈母娘家談話。下午，常熟市派出所的同志來到我家談話一小時，勸我不要去維權。”林默告訴《中圍新聞周刊》，他此前多次找拼多多小二協商，尋找妥協辦法，希望少罰一點，但拼多多的強硬讓他堅定走上維權之路，“除非把錢還給我，我可以不去。”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大面積的商家維權和合同糾紛訴訟，顯然激化了社會矛盾，應該引起拼多多的全面反思。

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也表示，拼多多在進行平臺治理時，應該“提高售假處罰的執行效率和透明度，完善處罰體系，縮短處理侵權問題的時間，加強與有關政府、品牌和銷售商的合作。”(應受訪者要求，葉子、金立軍、王強、林默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