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不能倒流，青春逝去抓不回，可偏偏世人總想著“穿越”，回到最幸福的年代里，再體驗一次初戀的激情。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亮相的《好夢一日游》，就是法國人為自己準備的一場“私人定制”，把他們帶回到了那個經濟高速發展，文化蓬勃開放的“美好年代”里，讓一點似有若無的愛情火花，喚醒蒼老的軀體。

維克多和瑪莉安娜，原本令人羨慕的完美夫婦婚姻突然亮起了紅燈，還是孝順的兒子找來了做“圓夢生意”的好友安托萬，特意給老人家安排了“好夢一日游”，讓維克多重回記憶中的上世紀七十年代，重溫與老媽那永生難忘的邂逅。這個場景重現、角色扮演的立意，與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和《私人定制》如出一轍，本屆上影節另一部展映片，德國名導赫爾佐格的《家庭羅曼史公司》里也玩了一把，可見這真是在全世界都有市場的“好生意”。

在喜歡玩結構和反轉、鐘情于探討婚姻關系的尼古拉·貝多斯手中，夢游者和造夢者又往前多走了幾步。除了浪漫和懷舊的營造，貝多斯在片中不忘諷刺消費主義對人的驅使，對電影和戲劇原理進行了調侃和顛覆，但又沒像伍迪·艾倫在《午夜巴黎》里那般掉書袋，處處顯露著法國人的散漫和情緒化，讓劇情的走向難以捉摸。

說起“穿越”二字，就像是興奮劑，前天還在自嘲“已經是老爺爺”的維克多，一想到要見到自己的“初戀”，立馬興沖沖地剃掉了白胡子，穿起了尖領花襯衫，連精神頭都上來了，年過古稀的老影帝丹尼爾·奧特耶瞬間從《雷米奇遇記》里的老藝人變成了《沉睡世界》里的帥小伙。但是，在他面前的“妻子”有兩個：多麗婭·蒂麗耶飾演的瑪戈，在片中又假扮成了年輕版的瑪莉安娜，同芳妮·阿爾丹飾演的真正的瑪莉安娜并不像，更多是在特定的環境里被維克多“腦補”了。

從氣質上看，阿爾丹作為“特呂弗最后的繆斯”，承襲的是后新浪潮的灑脫姿態，而80后的蒂麗耶，則是在模仿受嬉皮士運動影響的法式“yeye”風潮，二人最多只能算是神似。在影片最重要的一個場景，也就是回憶中原始狀態的小酒館里，維克多一開始還能堅持清醒的判斷，主動彌補現場的細節錯失，但隨著越來越入戲，“虛”與“實”的界限逐漸模糊，既讓三個人的回憶重敘在時空中重疊、迭代，又因為瑪戈不按劇本的自由發揮，讓老爹的情感又多了份突破道德的萌動，這才引發了影片后半程更有趣也更危險的升級場景。

影片片名的原意“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頗為點題。這個法國歷史上的專有名詞，特指普法戰爭結束到一戰爆發前的這30多年，法國在文學、藝術和科技層面飛速發展，在上世紀初實現了“歐洲最強大國家”的夙愿，《午夜巴黎》里瑪麗昂·歌迪亞向往穿越的就是這個美好年代。而對于維克多這一代法國人來說，他們心中的“美好年代”則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當時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經濟高速發展，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電影、音樂等各種流行文化精彩紛呈，總之是承載了整個西方社會最“美好”的回憶。

“懷舊金曲+復古時尚”，好萊塢近年來也頻頻用這個年代來“賣情懷”，這部《好夢一日游》能在去年戛納電影節和今年法國愷撒獎上大獲好評，也要歸功于其煽起的“共情”效果。片中穿越的1974年對于主創來說也有不同尋常的意義：身為50后的奧特耶正是那一年踏入影壇，二十來歲的時光太“美好”;年齡比他還大一歲的阿爾丹，也是在那一年登上舞臺，之后才出演了特呂弗的《隔墻花》和《情殺案中案》;飾演安托萬的紀約姆·卡內那年剛滿周歲;作為場景背景樂的流行金曲《我十歲了》也正是在1974年由阿蘭·蘇松在法國唱紅……《好夢一日游》就靠這幾位影壇老面孔，幾個酒吧場景和幾首金曲，成功復原了“美好年代”，看似簡單，其實是建立在導演精心調度和演員入情表演的基礎之上。

如果說貝多斯上一部處女作，一炮打響的《阿德爾曼夫婦》是從文學角度顛覆夫妻關系，這次《好夢一日游》就是從電影創作視角來探究情感的虛實，最后又落到了男性和女性誰在婚姻中擁有主動權的老問題上。片中第一場景的營造是主動沉浸式的，包括維克多在內的所有人都知道這不是真正的穿越，眼前是布景和演員，一抬頭就能看到攝影棚的燈架，導演就藏在鏡子后面，但每一個人都需要敬業投入，努力幫助這段感情重新回爐、發酵。導演甚至還請來了皮埃爾·阿迪提萊，這位阿蘭·雷乃晚年作品中的老搭檔，來飾演一位“深陷夢境”的老人，刻意混淆了他到底是“資深演員or真實顧客”的身份，不禁讓人聯想到萊奧·卡拉克斯那部把“戲中戲”玩到極致的《神圣車行》。就連好夢公司老板安托萬，也是因“為情所困”而糊涂了自己的定位——他和瑪戈是情侶關系，既要求女友逼真地出演別人的初戀，又難掩醋意，深陷于“擬真”和“打破擬真”的矛盾之中，這對于電影人來說是危險的，也暗示了那些娛樂圈伴侶分分合合的真正原因。

作為“現場總導演”，對女友和屬下有著強迫控制欲的安托萬，尚且難以擺脫這種困擾，那在原生婚姻中相對弱勢，卻又有繪畫和文藝天賦的維克多，就更容易被情感牽著鼻子走了。在離開酒館后的第二、第三場景中，他重溫了年輕時的浪漫和瘋狂，發酵自己早已入土的愛情，編織了迷戀上年輕的瑪戈的理由，甚至自以為是這場“好夢”的編劇用他傳神的畫筆，給導演準備好了臺詞提要和分鏡頭故事板。然而諷刺的是，維克多只是個男主角，他沒有挑選劇本的權利，更無從導演人生的走向，他甚至不知道女主角的真實姓名，后續劇情可能會被突然更改、換人，同婚姻一樣充滿了不確定性。在第四場景上演的“戲中戲”就顯得很關鍵，瑪戈在安托萬的設計下用另一個“幸福家庭”的騙局，顛覆了第一、第二場景中所有的身份，自然也就摧毀了剛剛建立的美好情感，一切如同跨越片場的飛奔，隨風飄逝一場空。

從理性角度來看，導演(包括戲里的安托萬和戲外的貝多斯)有義務把即將失控的“好夢”拉回到正常軌道上來，讓維克多老爹與瑪莉安娜老媽重歸于好，而不是移情別戀，這才不違背兒子委托的初衷，但對于當事人來說，這種做法未免殘酷了些。幸好，貝多斯最后還是收回了對婚姻的諷刺和隱喻，讓瑪莉安娜也重回了第一場景，兩個年過七旬的老人重溫初戀，阿爾丹正是因為結尾處那段百感交集的傾訴，才拿下了愷撒獎最佳女配角殊榮，反倒是重握主動權的維克多陷入了迷茫——“夢境”已破滅，眼前這一切是真的嗎?抑或他最向往的初戀已不是瑪莉安娜，也不是消失的女演員，而是自己畫筆下那個紅發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