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音樂傳記片，卻聽不到主人公的音樂，會如何？
2020年上映的David Bowie最新傳記片《星塵》，就是如此。這就像是一位有著先天缺陷的啞巴嬰孩被要求演繹一場命定的音樂傳奇，別扭且牽強。其原因，不知是不滿意劇本還是價格沒談攏，導致沒有獲得歌曲授權。
最終，這部電影在豆瓣上的評分為3.7，票房也慘淡，堪堪6萬美元。而Bowie的家人和歌迷一致認為，這部電影無聊且不準確。
那么，如果有了音樂版權和家屬的合作，David Bowie的傳記片會更好嗎？5天前，BMG宣布將在今年發行第一部得到其遺產管理委員會正式授權的傳記電影——《月球時代的白日夢》，并描述其將成為這位傳奇人物的“權威新肖像”。
這部傳記片聚焦于Bowie從1970 年代初期開始的職業生涯和音樂，借鑒了鮑伊的早期歌曲目錄，包括《Changes》、《Starman》、《Ziggy Stardust》、《Fame》等，并“完全由鮑伊的旁白”指導，采用“前所未見的紀錄鏡頭”。
據悉，BMG在2010年以1.86億美元收購獨立出版商Chrysalis后，就擁有了鮑伊歌曲目錄25%的股份。所以，盡管華納音樂最近收購了鮑伊的歌曲版權，但它與鮑伊音樂曲庫的關系“不受影響”。
自Queen樂隊的音樂傳記片《波西米亞狂想曲》在2018年獲得的成功，不僅好萊塢開始將音樂傳記電影/傳記紀錄片看作新的金礦，音樂行業也開始重視這門有利唱片銷量和版權價值的新生意。
除了這部即將在今年感恩節前上映的傳記片， BMG在音樂電影領域早已經做了一系列嘗試。
據音樂先聲不完全統計，這家公司近幾年已經參與制作了4部已上映的傳記片/傳記紀錄片。而等待上映的，除了《月球時代的白日夢》，還有與Quickfire電影公司合拍的蘇格蘭音樂巨星Lewis Capaldi的處女作長篇紀錄片。
與此同時，三大唱片和演出巨頭等業內公司在這個領域也先后布局。
近5年音樂公司參與的音樂傳記電影不完全統計
盡管David Bowie的傳記片被BMG搶先一步，但手握眾多音樂巨星版權的華納音樂一直沒有閑著。據悉，該公司其旗下的音樂娛樂部門是各種廣受好評的音樂電視劇、電影和紀錄片的幕后推手，比如獲得艾美獎提名的音樂會電影《David Byrne：美國烏托邦》和音樂紀錄片《勞雷爾峽谷：時光之地》。
早在2020年，華納音樂就與奧斯卡獲獎電影公司 Imagine Entertainment 簽署了多年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制作和資助一系列以音樂為中心的影視項目，首次合作的《The Genius Of Aretha Franklin》傳記劇集便獲得了艾美獎提名。
緊接著，在2021年10月，華納音樂又與國際影視內容公司SK Global宣布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宣稱“這次合作將特別關注華納音樂旗下眾多著名的國際藝術家，尤其是在美國、亞洲和拉丁美洲”。
華納音樂CEO史蒂夫·庫珀對此評價道：“憑借全球的巨星人才名冊和檔案中豐富的音樂歷史，我們有很好的機會通過傳記片、紀錄片和其他視覺的方式將音樂、敘事和人物形象結合起來。”一語點明了唱片公司涉足音樂傳記電影的強大優勢。
2020年，經過一場曠日持久的競購戰，索尼音樂獲得了知名歌手Whitney Houston的音樂傳記片《我想與人共舞》的制作權。據悉，該項目得到了相關遺產繼承方和音樂制作人的支持，并由《波西米亞狂想曲》的編劇撰寫劇本。此前，發行于2016年，改編自鄉村音樂巨星Hank Williams自傳的傳記片《我看到了光》也有索尼音樂的授權合作。
而從2015年就進軍紀錄片的環球音樂，在2019年一口氣發行了五部，其中就包括紀念帕瓦羅蒂逝世十周年的同名紀錄片。2017年，環球音樂重組推出了專門負責電影、電視制作的寶麗金娛樂，使其不僅僅可以從音樂電影中收取授權費用，還能持續地獲得分成。據悉，寶麗金娛樂不僅是2021年發行的紀錄片《披頭士：回歸》的制作方之一，也是《天鵝絨金礦》的制片方。
三大唱片之外，演出巨頭Live Nation也早已鏈接到了這一用視覺講故事的商機。
2017年，Live Nation成立了電影和電視部門，為Lady Gaga和“吹牛老爹”Sean Combs制作了紀錄片，并將其嵌入在巡回演出中；2018年，同樣以Lady Gaga為原型的電影《一個明星的誕生》還獲得了奧斯卡金像獎提名。不過，在新冠疫情剛爆發不久，該部門就因難抵影院關閉的經濟壓力而裁員。
如今，影院已經穩定開放，音樂行業在久久無法復蘇的現場演出市場的空缺中，或許又將培育出音樂傳記電影的肥沃土壤。從現有成果來看，音樂版權公司、唱片公司和演出公司，都有希望一展身手。
音樂類傳記片似乎已經成為了電影、音樂兩個市場共同的“香餑餑”。
2018年上映的《波西米亞狂想曲》讓好萊塢開始把這音樂傳記電影當作新的金礦。它以5200萬美元的成本在美國本土輕松斬獲2億美元票房，位列2018年年度第六，全球票房近9億美元，不僅創下了影史最高的傳記片票房紀錄，而且拿下了4項奧斯卡大獎。緊隨其后，北美影院在2019上映了10余部音樂傳記電影。
顯然，在一個原創電影不斷被超級英雄和無限續集湮沒的好萊塢電影時代，音樂傳記片為觀眾提供了一些新的視角和更具文化意涵、歷史感的故事。
對于音樂公司而言，在一個實體專輯銷量萎縮、演出陷入停滯的后疫情時代，他們也有了更多動力來嘗試這類項目。傳記電影不僅能充分挖掘音樂版權的價值，而且有助于促進音樂人的唱片銷售和版稅收入。
數據顯示，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上映后，《皇后樂隊精選集》很快就重返iTunes官方專輯排行榜第一名，并在2019年成為其有史以來第一張銷量達到600萬的專輯。同時，唱片時代的巨星也通過電影獲得了跨時代的收益——廣泛的流媒體播放帶來的巨額版稅。財報顯示，皇后樂隊在2020財年共產生了4195萬英鎊收入，其中版稅收入4167萬英鎊。
即使不拍傳記片，僅憑對某一音樂巨星的致敬、融梗，并取得一兩首原型人物的歌曲版權，或許也能如法炮制一場票房狂歡。
于是，音樂公司們也紛紛將音樂授權給非音樂傳記片電影。例如2019年上映的《光盲青春》，講述的是一個英國少年發現了布魯斯·斯普林斯汀的音樂，同年的《昨日奇跡》則想象了一個沒有人記得披頭士的世界——除了想成為創作歌手的主角。
上映時，二者都不約而同地帶上了喜劇類電影的標簽，獲得了不超過7的豆瓣評分。但后者仍取得了超過1.5億美元的全球票房，前者票房則不足2000萬，主要原因或許可歸結為原型人物影響力的差異。
誠然，音樂傳記電影的拍攝，電影公司和音樂公司都有著自身的利益盤算。但對于音樂人而言，動機則更為純粹，這是敘述自身故事、塑造他們如何被記住的重要機會。
對于拍攝中的關于自己的紀錄片，憑借熱門歌曲《Someone You Loved》走紅的Lewis Capaldi在采訪中表示：“當我的工作多年來像一堆燃燒的垃圾一樣被接受，我很興奮能永久記錄我的夢想。”
而對于“過時”的音樂人而言，在信息過載的時代，幾十年前的音樂可能會默默無聞，傳記電影則可以將經典音樂重新介紹給年輕的聽眾。
“老一代音樂人沒有從流媒體中賺錢，同時已經好幾年不能像以前那樣巡演了，他們以往習慣的收入來源也已經枯竭”，《滾石》雜志資深作家大衛·布朗說，“如何讓他們的音樂在公眾視野中出現以維持生計？傳記片和音樂劇是值得一試的路子。”
去年年底，在接受《洛杉磯商業日報》采訪時，邁克爾杰克遜的遺產管理人約翰布蘭卡表示，除了剛剛開演就場場售罄且備受好評的音樂劇《MJ》外，他們正在開發的邁克爾杰克遜傳記電影。
總之，已經獲得成功的樂隊和音樂人，無論其走紅周期長短，似乎都有一個驚人的故事要講述，但要講好他們的故事并不容易。而音樂傳記電影這門生意，也沒有看起來那么好做。
在歐美電影界，音樂傳記片有豐富的歷史。
上世紀50、60 年代，誕生了關于貓王的30多部電影，關于披頭士樂隊的3部電影，其中《黃色潛水艇》不僅收獲了近130萬美元的全球票房，還獲得了8.9的豆瓣高分；70年代，據鄉村歌手洛蕾塔·林恩的生活改編的《礦工之女》獲得奧斯卡提名；到了80年代，暴力和悲劇色彩一度浸染傳記電影，如性手槍樂隊的《席德和南希》、《愛與愛有什么關系》。
可以看到，音樂傳記片從來都不短缺，但千禧年的交替帶來了一些標準化的電影，這些電影被復制、模仿，然后變成音樂人的武器。
2002年，知名說唱歌手Eminem利用自己在音樂上的成功拍攝了一部基于自己真實生活改編的電影《8英里》，在說唱界獲得了廣泛贊譽。2004年到2007年，音樂傳記電影滑向模式化，它始于一部關于Ray Charles生活的電影《靈魂歌王》；緊隨其后的是追溯John Cash成名歷程的《與歌同行》，全球票房收入超過1.8億美元；然后是對它們進行模仿的《永不止步：戴維·寇克斯的故事》，還獲得了第65屆金球獎。
回看國內，音樂傳記電影寥寥，且以主旋律作品居多。去年的《梅艷芳》不僅口碑一般，還引發了名人商標糾紛；2019年的洗星海傳記電影《音樂家》則十分冷門，沒有引起大范圍討論。再往前追溯，就只能想到1999年的《國歌》。
如此看來，音樂傳記電影方面歐美遠遠領先，但其成功也僅僅停留在商業層面。在藝術層面，真實還原和戲劇性表達間的沖突，商業推手下的公式化創作，都大大壓縮了音樂傳記電影的探索空間。
即使是《波西米亞狂想曲》這部有史以來票房最高的音樂傳記片，它在爛番茄上仍只獲得了60%的“新鮮”評價，還達不到最低要求75%的新鮮標識。在流行的評論網站Metacritic上也只獲得了49分。評論家們認為，它不僅有許多歷史錯誤，在敘事上也無可避免地落入了傳記片的流水賬窠臼。
關于音樂傳記電影的拍攝難題，除了表達，更基礎也是更關鍵的是版權難題。
除了前述提到的《星塵》沒有得到David Bowie的任何一首音樂版權授權，以Jimi Hendrix（被公認為搖滾史上最偉大的電吉他演奏者）為原型的傳記片《與我同行》同樣沒能取得其遺產管理委員會的音樂授權。
關于已故名人的傳記電影，遺產管理委員會的授權始終是一大關鍵。而即使人物原型在世，仍然存在一些潛在甚至未知的困難。
比如1998 年發行的《天鵝絨金礦》，因為最初的劇本對David Bowie的生活刻畫過于細致而讓他大為不滿，甚至考慮起訴制片人，直到他們達成協議重新編寫這部電影，而且Bowie否決了他的歌曲出現在電影中的提議。但這部電影仍憑借它對那段無可復制的華麗搖滾時代的唯美刻畫和對鮑伊歌曲的重新演繹，被譽為“終極版的大衛·鮑伊傳記片”。
可以看到，音樂傳記電影憑借其原型的廣泛影響力，往往站在相較其他類型片更高的起點上，同時也面臨更多的困難。但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看，它的火熱無疑提供了一種將音樂與影像結合營銷的新思路。
去年，環球音樂推出了專注視覺表達的水星工作室，不僅將音樂作為電影素材，將音樂表演現場作為珍貴的影像材料進行重制、修復或腳本化創作。最近，它還制作了Apple TV+紀錄片《1971：音樂改變一切的那一年》。這部紀錄片用8集記錄了在1971年里發生的眾多文化事件，比如音樂與種族、民權斗爭的關系，以及毒品文化的影響。
毫無疑問，紀錄影像和音樂版權的資源優勢，無疑是當下唱片公司相較于流媒體的最大優勢。而一部成功的音樂傳記片，在幫助音樂人獲得商業成功的同時，也讓后來者得以領略他們光鮮背后的隱秘與偉大。
作者| Echo 編輯 | 范志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