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什么能阻擋浙江人把小商品賣到全世界

來源：36氪時間：2022-03-09 08:35:04

俄烏戰事里的浙商身影

最近關于俄烏沖突的新聞報道里，出現了一些浙商的身影。

據棱鏡關于烏克蘭當地華人的報道，在烏克蘭有6000中國人，其中浙江人就有1000個，很多都是在此經商，1000人之中，溫州商人又占了一半，有相當一部分聚集在一個名為「七公里」的批發市場。

2月底，浙江省僑聯方面發布的信息印證了上述說法：目前在烏克蘭的浙江籍僑胞約1000人，其中以麗水、溫州籍居多，大多從事服裝、鞋包、日用品等貿易工作。

在棱鏡的報道里，不少受訪浙商表示會先讓家人撤離，自己大概率會留烏觀察，處理后續生意事宜。

除了被困的大量浙商，提供救援的浙商組織也不在少數。例如烏克蘭鄰國羅馬尼亞的各種浙籍團體都出動了：xx同鄉會、xx華僑華人聯合會、xx商會、xx華商聯合總會、xx華人商貿總會……

遍布世界各地的商會，不是以浙江省為單位，而是以更基層的市乃至縣為單位，一來說明浙商在海外人數之眾，二來印證了浙商的同鄉文化之濃厚。

不只烏克蘭，在俄羅斯的浙商同樣不少。俄羅斯是資源型國家，石油、天然氣豐富，軍工、重工業也很發達，但小商品多依靠進口。這讓以小商品制造為優勢的浙江人看到了商機。2016年，俄羅斯的浙商數量有3萬，這是浙江華僑華人聯合會會長虞安林給出的數據。

上世紀90年代，浙江產的皮夾克是最受俄羅斯人歡迎的商品之一。俄羅斯的貨源主要有二：一來自北京的「浙江村」，這里是10萬多溫州商人在北京的聚集地，他們主要從事服裝加工和銷售。90年代，大量來自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國際倒爺」來「浙江村」批發皮夾克。有溫州商販請來外國語學院的學生用俄文寫下：「本柜臺大量批發各種尺寸皮夾克」，效果不錯。還有一些「浙江村人」干脆借此機會「走了出去」。

此外，90年代位于莫斯科的「海寧樓」紅極一時，是浙江海寧人在俄羅斯經營皮草生意的根據地。前幾年，位于俄羅斯的海寧皮革城落成，算是對這一段歷史的延續。

虞安林上世紀90年代起就進入俄羅斯經商，現在已經從一個「純粹」的商人轉身成為當地浙商中的權威人物。他被大家稱為「舅舅」，「有困難找舅舅」是在俄華人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海外的浙商領袖，幾乎都是經由生意上的功成名就，從而獲得社區內部的影響力和聲望，成為類似于「族長」的角色，經濟活動中的話語權與生活上的話語權交疊。在他們的名片上，肩負的社會職務——例如xx會長——總是出現在公司職務之前。這類社會職務，對內調解糾紛、整合資源，對外促進交流，與國內保持溝通。

「族長」之下，又以「人帶人」和「抱團取暖」為特色。一人找到致富路徑，以血緣、親緣和地緣關系為紐帶，將其他人像鏈條一樣串起來，編織成緊密的商業網絡和社區網絡，共同抵御外部世界的風波。

「人帶人」和「抱團取暖」的傳統跟浙江特色的「塊狀經濟」又相輔相成。「塊狀經濟」即區域特色經濟。據浙江官方數據，浙江是全中國專業市場最多的省份，浙江本土經濟總量有60%以上是塊狀經濟，例如紹興化纖面料、義烏小商品、寧波服裝、海寧皮革、溫州皮鞋、蕭山羽絨服、永康五金等，所以某個細分品類常常誕生「xx大王」。這是浙江制造產業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海外的浙商生意往往也表現出這一特征。

哪里有市場，哪里就有浙商

海外到底有多少浙商？2019年浙江省官方給出的數據是，目前有800多萬浙商在省外，其中600多萬在中國其他省區，200多萬浙商在境外多個國家。

而在海外的200萬浙商中，又以溫州最為突出。來自溫州市僑聯的數據（2020年）顯示：溫州是全國重點僑鄉，現有68.8萬人在海外創業發展，建立了350個溫籍僑團。

2012年熱播的電視劇《溫州一家人》講的就是一個溫州人在意大利普拉托創業的故事。當地溫州人的老鄉會自稱「三刀會」——剪刀、廚刀、皮刀——指代溫州人在意大利的三門看家本領：服裝、餐館和皮具。普拉托是歐洲著名的紡織品集散地，主角周阿雨決定做成衣銷售生意，與當地本土企業展開競爭。

電視劇里有個片段，意大利商會痛恨當地溫州人，因為他們太過勤勞，每周996，每天晚上本地商販都已經大門緊鎖，溫州人的店依然燈火通明地營業。

浙江人的經商之道被外界總結為「四千萬」：走遍千山萬水、道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吃盡千辛萬苦。吃苦耐勞是刻在骨子里的。

排在第一位的「走遍千山萬水」，就是說浙商總是處于流動之中，逐利而居，哪里有市場，哪里就有浙商的身影。也正因為浙商遍布海外，他們總是成為不少國際事件的親歷者，也就不足為奇。

更早之前的2006年，以色列與黎巴嫩沖突時，浙商群體也曾出現在當時的新聞報道中，同樣被塑造成「富貴險中求」的形象。

2006年，《第一財經日報》以《在以色列頂著炮火從商，浙商資本國際化取經猶太》為題，報道了戰火邊緣的浙商：就在以色列軍隊炸毀黎巴嫩機場的當天，一群浙江商人剛剛離開特拉維夫。這支隊伍由浙江商會牽頭，在以色列進行商務考察，好在最后逃過一劫。

動蕩的局勢讓外商們對這個國家望而卻步，但2006年時已經有20多個浙商在此從事貿易，其中就有溫州人在特拉維夫相當于北京王府井的位置盤下了整座百貨大樓，做「二道」包租公。

2006年的浙商考察團里，有浙江均瑤集團的一個副總，他對以色列航空公司興趣濃厚。均瑤集團創始人王均瑤三兄弟也是溫州人，王均瑤當年被稱為「民間包機第一人」，苦于長年背著一袋袋現金擠火車、擠大巴，與溫州剛建好的機場處磨了一年多，開通從長沙到溫州的包機航線，在此之前國內尚無先例。2005年，均瑤集團組建吉祥航空，真正圓了航天夢。

十年之后，以色列與浙江開展了更加緊密的合作。

2010年，《創業的國度：以色列經濟奇跡的啟示》一書在中國出版，以色列作為新崛起的全球技術創新中心引發世界關注，在貧瘠土地上結出「創新果實」的以色列被宣傳成為「企業家必去之地」。

嗅覺敏銳且處于產業轉型中的浙商聞風而動。前幾年，作為浙商代表的宗慶后、馬云都先后帶隊到以色列考察過項目和技術引進。后來有個說法，「特拉維夫的項目都被浙江人淘遍了。」

另一方面，與浙江小商品一起走向世界的，還有令人聞風喪膽的「溫州炒房團」。2001年，「溫州炒房團」以上海為起點，邁向全國，接著沖向世界。

2009年，溫州炒房團曾折戟迪拜。作為阿拉伯世界第一個允許外國人購置房產的地區，迪拜的樓市跟中國幾乎同時起步，最終漲到兩三萬就崩盤。五千多在此經商的溫州人與中國各路民間資本、全世界的熱錢一起夢碎。

如今，迪拜的義烏小商品城即將投入運營，作為「義烏制造」在中東地區最大的貿易集散地，不知是否會引發炒房團的新一輪攻勢。

溫州商人王偉勝此前買下了總部位于迪拜的亞洲商務電視臺，他總結溫州人買房的特點：「一起吃飯的時候，談到什么項目好，大家都出股份，按投資額多少分攤，一頓飯吃下來，當地的一幢樓可能就被溫州人買下了。」

做生意要「抱團」，炒房也要「抱團」，風雨同舟，休戚與共，就是浙商的特點。

除了以炒房為目的，買房置業是浙商們的常規操作，做房地產生意的也不在少數。

例如在烏克蘭，據棱鏡報道，西部城市利沃夫內起碼有三個以上新樓盤是溫州人開發的，還有一個溫州商人在西部買下一座島，島上有大片原始森林。當地華人青睞的房產類型也是非常典型的「中式」：因為烏克蘭西部是工業與文化教育中心，建有烏克蘭最古老的利沃夫大學。

從全國，到全球

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代表性的「走出去」事件中，都能看到浙商的身影。

80年代，國內「第一個把產品賣給美國人」的企業家魯冠球是浙江人，以創辦農機修配廠起家。至今為止，萬向集團在美國投資并購了多家公司。

新世紀，轟動一時的「蛇吞象」海外收購事件中，收購了沃爾沃的吉利汽車創始人李書福也是浙江人，生產電冰箱零件起步。前幾年，吉利還一度位居烏克蘭汽車銷售榜首。

這應該不是巧合。

研究表明，浙商的跨國經營始于上世紀初溫州和青田等地農民渡海到歐洲謀生，至今有過兩次高潮：一次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第二次就是改革開放初期，浙江小商販遠赴異國謀生。2001年中國加入WTO前后，應該可以算第三次。

浙商有「抱團」文化，但抱團不是久居不變、鐵板一塊，而是隨時具備與他人抱團的條件，這是浙商在全球流動的基礎。

社會學家項飆在《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書里提出了一個詞：運道。這本書描寫了90年代北京「浙江村」人民生活狀態和經商之道。溫州人從浙江遠赴北京、又從北京「浙江村」擴散至全國，不停遷移，如今浙商從國內走向世界，依循的也是相似的底層邏輯。

當年浙江村商人對運道的解釋為：運道運道，運動起來，才有這個道。這種流動往往出于兩種考慮：第一，當浙商在某地聚居到一定程度，由于他們從事的產業雷同，競爭勢必加劇，為降低競爭、保證利潤，就要開辟新的領地——這也是抱團的B面；第二，人與人合作不能太久，長了就容易產生矛盾，浙江人基于長久的營商經驗體悟出了這一古老智慧。

當然，這類流動的前提之一，每個人都處于多個「圈子」之中——血緣、親緣、地緣，從這個圈子跨越到另一個圈子非常輕松。商業機會的信息在圈子里流通，一個人常常是由另一個人帶領，來到異國他鄉，在新圈子的支持下可以立刻獲得資源、投入新的生意。

第二個前提是，平常心。不成功，就繼續流動，等待下一個機會出現。浙江人對于成功十分渴望，對于「暫時的失敗」也極其坦然。有研究者曾指出浙商的一種特殊稟賦：高風險偏好以及對不確定性強大的承受能力。

當然，除了那些不變的老理，新時期浙商們的全球流動也呈現出一些前所未有的變化，比如亟待升級的傳統制造業，比如以杭州為核心的新興產業的崛起——例如電商，比如投資規模更大、金額更高的產業整合，比如自發的民間流動之外、以政府力量推動的全球18個「浙江省境外經貿合作區」。

在「大時代」中將流向何處、填補怎樣的空白，將成為全球浙商以及新生的「浙二代」們新的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