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多人同時編輯的、跨部門、跨組織協作的在線文檔，例如騰訊文檔、石墨文檔、飛書文檔等產品，已經是廣大鍵盤工作者們的案頭利器。
而在去年的防疫以及今年的河南救災中，志愿者們收集匯總互助信息的共享文檔甚至被稱為“救命文檔”。
同樣的文檔也出沒于更為瑣碎的日常，《 Tinder 渣男避雷》《大廠 er 相親文檔》《互聯網公司一線領導黑名單（別接 offer ）》等一個又一個地于朋友圈和微信群傳播，你甚至還能像貼吧、論壇和豆瓣小組一樣，在這里看到關于職場、情感、消費的八卦討論。
顯而易見的是，在線文檔已經由在線的辦公平臺，轉變為一種爆炸式傳播的“流量密碼”。本文試圖梳理它的不同使用場景，從“救命文檔”到“避雷清單”，探討個人的信息（隱私），如何在匿名的共寫中，從互通有無的即時信息，變成了被審視與消費的奇觀。在線文檔又是否能夠承載它在災害中所被期望的那種公共性呢？
在線文檔以往大多用于組織內部的信息同步，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而它的首次“出圈”，則是疫情剛爆發期間涌現的一批“救命文檔”。
根據“盒飯財經”的報道，當時《接力編輯 關注新型冠狀病毒的可靠信息與謠言》的石墨文檔曾刷屏朋友圈，在慌亂之際為大家甄別刪選了信息。隨后，《各地發熱門診清單（開放收集）》、《境外醫療物資采購/通關工具文檔》、《各地政府部門與衛健委的消息》、《國際范圍疫情播報》也在社交媒體中被廣泛傳閱，成為公益幫扶與民間自救的及時工具。
而在今年的河南暴雨中，在線文檔也發揮了重要作用。7 月 20 日，名為" Manto "的用戶創建了一個騰訊文檔——《待救援人員信息》。此后，它從一個簡單的收集救援需求信息的表格，在經過無數愛心人士的添磚加瓦之后，竟然 24 小時就自發更新了 270 多版，最終成長為一個信息龐大的民間抗洪資源對接平臺。
開發它的科技大廠自然不會放過這一PR的良機，在《待救援人員信息》發布不到一天后，騰訊官方公眾號發布文章《一個救命文檔的 24 小時》，一時贊譽不絕于耳。
但也許讓開發者沒有想到的是，在線文檔于防疫和救災中扮演的角色，也使得人們意識到它具備著聚沙成塔、連接無數匿名你我他的潛能。在線文檔不期然地成為了一件“弱者的武器”，承載了一定的抗爭與維權意識。
然而，在線文檔的便捷與高效，也引發了人們對隱私泄露的憂慮。據東方網報導，“救命文檔”的創建者 Manto 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希望在汛情結束之后，文檔里的隱私信息能夠抹去或進行遮蓋”。“救命文檔”至今仍能打開，但其中大部分的個人信息都已經刪除，保留的部分也大多做了模糊化處理。
為了方便更多人填寫，很多文檔創建者會把權限設置為“所有人可查看和編輯”，但這樣一來也就意味著信息有了被隨意查看甚至篡改的風險。在文檔《 Tinder 渣男避雷》中還充滿了各種無厘頭式的對“渣男”的評點和吐槽。那些“騙婚”、“騙錢”與“騙炮”的明顯違反主流道德標準的暫且不表，就連“發微信不回”也被納入了“渣男”范疇。
而文檔《互聯網公司一線領導黑名單（別接 offer ）》，看似也是大廠打工人的一次“避雷”互助，實際上對 boss 們的評價充斥著各人的主觀色彩，客觀性和可信性都有待商榷。這樣的行為唯一的作用可能就是對控訴的對象進行“威懾”，頗有點“別看今天鬧得歡，小心將來拉清單”的意思。但這種“拉清單”，并不具備什么“清算”的效力，也很難說有什么正當性。
從合作與互助，再到控訴與抗爭，最后走向無序的“拉清單”。在線文檔的使用風潮中，我們并沒像一開始期待的那樣，看到更廣泛的團結或強有力的抗爭，而是私憤、流量至上、消費主義以及圈地自萌。
在線文檔平臺一直對產品的匿名功能大力宣傳，強調產品對用戶隱私的保護。大廠員工們之所以能廣泛參與到在線文檔的共寫中，也得益于匿名功能，即便發表了對公司不利的信息，也無法被追蹤到具體是誰。
然而匿名機制雖然保護了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和隱私，卻無法對信息的真實性和被曝光的隱私負責。在《 Tinder 渣男避雷》、《大廠 er 相親文檔》等文檔中，先不用說網名、微信號、手機號這些本來就很容易泄露的信息，就連從事的行業、工作單位、甚至生理特征等私密信息都被一絲不掛地“曬”在表格上。
2018 年，百度 CEO 李彥宏曾說過一句引發輿論爭議的話：“中國人對隱私問題的態度更開放，也相對來說沒那么敏感。如果他們可以用隱私換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就愿意這么做。”
但在“隱私”和“效率”之間，我們真的只能二選一嗎？
也許在技術層面，這兩者確實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畢竟互聯網產品依賴大量的個人數據。但制造了這一對立關系的卻不是只有技術本身，產品服務的提供者也難辭其咎。何況互聯網公司在引發這一爭議后，又聲稱可以提供一定的解決方案。
2018 年，騰訊將“科技向善”寫入公司的使命愿景，并在近兩年于各個場合反復提及。“救命文檔”看上去是一個“科技向善”的完美落地，但需要注意的是，填寫信息的、參與行動的仍然是一個個充滿熱心、具體的人。
產品在官方的推動下，又迎來了新形式的“出圈”。在剛剛過去的“雙十一”購物節中，頂流帶貨主播李佳琦、薇婭和雪梨都用了騰訊文檔來做推廣。文檔對于商品的分類十分細致，還標注了品牌、價格、贈品及優惠券等信息。雖然信息整合得很全面，也有一定的便捷性，在線文檔卻就此被簡化為一個“能夠在線查看的文檔”，全然失去了“多人在線協作”的產品特性。
在線文檔一開始的“出圈”，雖然是拓展了它的應用場景，但疫情災情的信息共享，仍然是基于產品“在線多人協作”的特性。但如今的“出圈”像是為了“出圈”而“出圈”。官方還親自下場把它用作營銷工具，因此泛濫的景觀化與群體狂歡也就不足為奇了。
法學學者丁曉東在論及公民的數據權利時曾言：
“近幾十年來，一些較為前沿的隱私理論已經指出，隱私恰巧必須放在社群的語境中才能被充分理解，因為個人的合理空間或個人人格都是由社會構成的，只有在社群共同體中，個人的合理空間或人格才具有實現的可能。對于個人數據來說，如果一個社群具有較為合理的信息與數據流通機制，那么侵犯隱私的情形就會大大降低。因為在這種社會中，信息的流通機制將會大致符合人們的日常預期。”
我們的隱私權之所以得不到保障，往往是因為我們的個人信息并非在社群共同體內部流通。在流量至上的社交網絡平臺，隱私一旦被不懷好意的人們利用，后果就可能是被景觀化，甚至“網暴”。而那些沒有被堂而皇之公開的個人數據，也早已是互聯網平臺得以攫取暴利的資源。
從援助的聲浪到被轉化的流量，人們的信息在共寫文檔中被反復騰挪。“槍本無罪”的說辭似乎是站不住腳的，平臺不能總是在它發揮“好”的價值時宣為己有，在侵害他人隱私時卻說“工具被壞人利用了”。技術的使用習慣早已深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難以切割出去，有時它并沒有拓展我們的邊界，反而限制了我們的想象。當個體習慣了用“拉清單”這種方式回應所謂的“渣男”與“黑心老板”，那么線下溝通能力的喪失與調節機制缺位的現實問題，則會消弭于泛濫的情緒與粗暴的指控。
互聯網產品在發揮正面的社會效用時，互聯網企業不見得就是“種桃子”的，也可能是“摘桃子”的。在防疫救災中，不可否認在線文檔起到的作用很大，但也絕非是提供關鍵信息的“頭號功臣”。其他產品也貢獻了各自的一份力。
比如高德發布了“河南暴雨積水地圖”，對于災情的實時監測、車輛物資的調度都起到很大作用。還有志愿者善用其他技術手段獲取信息，比如用爬蟲從微博實時爬取救援信息。并非特定的科技產品才使得救援行動成為現實，我們在信息技術主義的聲浪中忽略了，真正關鍵的是志愿者們的無私奉獻與全社會眾志成城的信念。民間的力量一直都在，互聯網需要做的往往只是讓大家更清晰地看到彼此。
公益的基本特征是公共性，基礎是廣泛的公共參與。而大部分互聯網產品看似對所有人開放，卻不是天然就具備這種公共性。
互聯網產品作為一種“工具”，只能提供一種公共性的可能，而非社會行動和公共參與的充分必要條件。“技術賦權”的提法由來已久，但近年來，很多“匿名”、“去中心化”的科技產品，在一開始都號稱能讓大多數人離自由和平等更近一步，實際上卻往往導致相反的后果。比如基于區塊鏈的比特幣，現在已經成為了少數人洗錢、虛假交易、操縱市場與“割韭菜”的“工具。
不過同樣基于應用分布式網絡和加密貨幣技術的內容創作平臺" Matters "，卻為很多人提供了相對自由的表達空間。其上發表了不少針砭時弊的犀利文字，體現出了很強的公共性。之所以會有不同的結果，是因為比特幣雖然建立在“鏈”上，但參與其中的人們卻大多只能在“黑暗森林”中玩資本游戲。
匿名與去中心化的結構，并沒帶給所有人平等的機會。但使用 Matters 的創作者們卻并非躲在陰影中各自為戰，而是通過寫作互相對話、聯結，共同構筑了一個言之有物的內容社群。
技術向我們敞開了一扇大門，但門的背后是什么，之后的路又該怎么走？仍然取決于我們如何想象，如何聯結，又如何行動。
參考文章：
一個救命文檔的24小時，騰訊網，2021
“救命文檔”創建者Manto上線了！看留言不禁落淚，很關心信息安全，東方網，2021
頻上熱搜的在線文檔，為什么成了新「流量密碼」？，運營研究社，2021
邵亦波：科技向善所面臨的結構性難題，騰訊網，2019
大廠HR的新對手是Excel，盒飯財經，2021
丁曉東. 什么是數據權利?——從歐洲《一般數據保護條例》看數據隱私的保護[J]. 2021(2018-4):39-53.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在線文檔的，36氪經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