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田芳(左)與師父李慶海。
改革開放后每天收聽單田芳評書的觀眾超過1億人次。
驚堂木一拍，白紙扇一抖：“咱們言歸正傳!”
人們熟悉單田芳那略帶沙啞的嗓音：“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分解了幾十年，2011年年初他出版了自傳《言歸正傳》，講述自己的故事。新京報記者在該書出版前曾和單田芳有過一次深度采訪，那年老爺子76歲，在他北京的家中緩緩開腔，感慨萬千。
曾想當醫生結果繼承家業說評書
我家是世家，從爺爺輩到父輩，都是搞曲藝的，從小我就受這個氛圍的熏陶。舊社會藝人沒有地位，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下九流”這話外面人說得不多，凈是咱們藝人自個兒這么說，確實心酸。
我生在天津，后來跟著家人到沈陽。外祖父王福義是最早闖關東的那批民間藝人，我母親唱大鼓，父親是弦師，小時候我就在后臺扒拉著看——那會兒藝人們演出都不賣票，說完一段書，拿個小笸籮，下去給人斂錢。一段書三分錢，“捧場了捧場了”，就這么喊。人家愛給就給，不給錢也沒轍。當時我心里覺著，這跟要飯也沒啥區別啊，我可不愿干這個。
解放后我也大點兒了，想的是念書考學。1953年高中畢業，東北工學院和沈陽醫學院都給我寄了錄取通知書。我想當醫生，穿個白大褂，戴個聽診器，往屋里一坐，多紳士啊，起碼不受風吹日曬?？墒勤s上得場大病，上不成學了。家里人說，你還是學評書吧。
雖然我那會兒不會說評書，對這門藝術也不感興趣，可是因為家里的熏陶，我們家祖宗三代都是說書的，所交的朋友大部分也是搞曲藝的，說評書的、唱大鼓的、說相聲的，他們每相聚在一起，都是三句話不離本行，我媽也在不斷地學習，她怕學到的東西忘了，就叫我做記錄，盡管我那時不會說書，但做的記錄太多了，像《隋唐演義》《大明英烈》《五虎平西》《呼楊和兵》《三俠五義》等書，都做過詳細記錄，那會兒年輕，腦子好使，聽一遍就忘不了，雖然我那時還沒有說書，但滿肚子都是書。
第二年，我就拜了李慶海為師，并和師父去了營口演出。按輩分我師父是慶字輩的，我應該是田字輩的，從此單傳忠改名叫單田芳。我就開始每天跟在老師身邊認真聽他說《小五義》，他在臺上說，我在臺下記錄，到了晚上師父開始給我上課，教給我說評書的要領，以及表演人物的技藝。
評書其實就是口頭作文，有很多不合乎語法的口語化表達，包括歇后語、家鄉話。我們都是提前打好腹稿，詞兒很多是臨場發揮。
如果我沒記錯，我是1955年到的鞍山，1956年大年初一第一次登臺表演，到了1957年，我已經成小紅人了。
四海為家苦漂泊，44歲重返舞臺
剛解放那會兒，我靠說書有了經濟收入，也有了社會地位，打心眼里高興。走合作化道路，成立人民公社，我在遼寧鞍山定居，說書也算小有名氣，不覺得這行低賤了。這輩子兩次新生，全國解放算頭一回。
要說第二次新生，得先說我這輩子吃過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就是因為說錯了話，成為“現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農村。
從小生長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農村什么活兒都不會干。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東北地區的窮中之窮，干一年掙不了三百塊錢。光口糧錢就得兩百四十塊，一年口糧三百六十斤，是毛糧，磨下來就二百多斤成品糧，哪夠吃?農村老百姓本地人還有個親戚能照應，咱是外來戶，戴著“帽子”下來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么處境。
我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再回城里，滿腹委屈無處申訴。為了糊口，家里所有的東西變賣一空，堅持了四年，到后來就根本吃不上飯了。我心想這樣下去，非死在這兒不可。與其等死，不如鋌而走險。
我就跑了。
從那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當時吃飯要糧票，住宿要介紹信，到處都有民兵，天羅地網，你能跑到哪里去?可我愣是從農村跑出來了，就在外頭漂流。哈爾濱、長春、沈陽，好多地方。為了維持生活，我跟別人學會制作一種手工藝品，叫“水泡花”，拿個罐頭瓶泡幾朵小花，叫我女兒去賣。人家一看，我女兒端個小瓶子站百貨商場門口，那花兒五顏六色的挺好看，就都來買。除掉工本，一瓶能掙幾分錢。積少成多，攢到幾塊了，就能買糧吃。苞米面一斤三塊錢，那也得買，也得活著。
四年多在外邊漂流，做夢也沒想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了，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聽到這消息的時候，我還在外邊漂著呢，是有朋友告訴我，你那些事兒可以解決了，有說理的地方了。我心想“平反昭雪”這詞，古書里邊有，現如今不可能。朋友說不騙你，黨中央給做主了。
1978年，我恢復名譽，恢復公職，遷回城市，還拿到了國家賠償我的十年工資——共計八千多塊錢。那年，我44歲，重返舞臺。
嗓子動了三次手術，滿嘴都是假牙
要說我這嗓子，也是在那會兒落下的毛病。因為落實政策的事，一直遲遲不能解決。著急上火，我的嗓子出了問題，幾乎說不出話來，吃了很多治嗓子的藥也不見功效，右耳朵也聾得不行。后來，又忙著恢復茶社，成立新的書曲隊，著急上火嗓子壞了，耳朵聾了。動了三次手術，我的嗓子變成了現在這樣。
“文革”的時候，我的牙齒被打掉了幾顆后，牙就疼，從來沒有間斷過，開始戴牙套演出，結果掉顆牙就得換個牙套，得適應很長時間，剛合適了，別的牙又開始松動了，又得去拔牙換新牙套，作為一個評書演員，主要靠的是嗓子和牙齒，牙出了毛病，對我來說是個大的威脅。到了1984年，我一狠心把滿口的牙都拔掉了，換了一口假牙。
俗話說，牙疼不算病，疼起來真要命，這些年來，我一直跟我的滿口牙做斗爭，總是忍著牙疼，說書錄書，或到各地去演出，滿口假牙安好之后，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的折磨和痛苦。你想，滿口塑料嵌在牙床子上，那是一種什么滋味?我總覺得滿嘴里都是牙，連舌頭都沒有地方待了。大夫給我打麻醉針、鎮痛劑，我是鎮痛片不離手，有時候疼得連覺都睡不著。我還清楚地記得，我率隊到安徽省巢湖去演出，我的上牙齦腫了，還化了膿，長了好幾個膿包，不敢吃飯，甚至連熱水都不敢喝，可是演出的日期又不能更改，我只好忍痛堅持，在我臨上場前，讓我的同事找一根大針，叫他把我上牙齦的膿包全挑開，找點藥棉花和紗布往外擠膿，同事們下不了手，我就找來一面鏡子，忍著痛自己挑，挑破之后，往外擠膿，當血水淌凈了之后，就不那么疼了，然后我又戴上假牙，堅持去演出，演出結束后，我頭痛欲裂，只好到醫院去打鎮痛劑。即使這種情況，我的演出依然沒有間斷過。
日均一億觀眾收聽全在自家錄制
說書這行當，到改革開放以后，又是新局面。書還叫評書，說法不一樣了。我的理解，在茶社里說書，面對觀眾，有隨意性，隨便動彈動彈，說點車轱轆話，說完一段抽根煙，都沒關系。電臺不行，電臺要求簡潔明快，沒有觀眾。上電視說書更不一樣，要求更嚴格。
開始不適應，錄音的時候，面對麥克風，空無一人，說成什么樣也看不著觀眾反應，怎么整呢?我想了一個辦法：錄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錄音員，還有倆監聽的，還有個主任，錄書的時候他們天天在外頭坐著，我透過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想，就拿他們當觀眾，他們也是人，我在里邊說，看外邊他們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們齜牙一樂，我心想這包袱抖響了。要是看見他們在外頭嘮嗑或是打盹，那說明這段書說得松懈，沒把他們說住，我得注意了。
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來北京，書錄得更勤快了。開始是到北京電臺去錄，后來我自己辦公司，租用錄音室，一來費用較高，第二個，北京交通越來越不方便，有時候堵車，急死也過不去。我一看，這錄音也沒什么神秘的，就是墻上貼隔音板，地上鋪地毯，麥克風買好點的，門加厚點關上，我在家也能錄。這樣就開始摸索著在家錄書，每天早上三四點鐘起來做功課。睡不著啊，工作積壓在一起，全國四百多家電臺，都有“單田芳書場”，每天超過一億聽眾，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起來滿天星斗，我看書時頭腦特清醒，看一遍閉上眼睛，這故事怎么回事，哪是重點哪該刪掉，心里都有了數，打開機器就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