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導演陳凱歌受邀出席北京電影學院教務處與導演系聯合舉辦的電影《霸王別姬》學術觀摩，并在放映后與在場師生分享了影片從無到有的點點滴滴，標準放映廳內七百多個座位座無虛席，校內師生都很珍惜此次與陳凱歌導演面對面交流的機會。

在映后交流中，陳凱歌不但真誠地感謝當年的創作團隊“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也與大家聊起認定張國榮就是程蝶衣的奇妙往事，坦言“這樣的經驗只有這一次”;更表達了自己對年輕創作者的關注與支持，直言“電影節不僅是電影的應許之地，更是代表年輕和希望的勵志之地”，期盼電影節可以將目光更多地放在年輕創作者身上。

在電影《霸王別姬》學術觀摩放映后，影片導演陳凱歌登臺與眾位師生分享自己的心中感受。感謝了當年一同“奮戰”的幾百位工作人員，特別是顧長衛和陶經兩位老師，作為陳凱歌導演的同屆校友，“當時分別是攝影師和錄音師，非常年輕，卻創造出了那樣壯麗的影像和雄渾的聲音”，還有當時的助手和合作者張進戰、白玉、美術師楊占家老師、作曲家趙季平老師，“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主演之一的張豐毅則是北電七八班表演系的佼佼者，陳凱歌導演對他的表演十分贊許，認為“他的段小樓非常精彩”，感動于張豐毅老師在影片拍攝時的全心付出。

陳凱歌導演也更加具體細致地與大家聊起影片拍攝的緣起，從在戛納國際電影節參賽時受到制片人徐楓的兩次邀請，到與原著作者李碧華的種種交流，不但毫不吝言地將《霸王別姬》問世的頭功交于徐楓，更贊李碧華“是《霸王別姬》的母親，她的小說給影片打了極好的基礎”“才高八斗，異想奇思”。李碧華作為編劇之一，也在劇本創作階段從香港到北京，參與陳凱歌導演與另一位編劇蘆葦的交流討論。陳凱歌導演的創作習慣之一，就是在劇本階段同編劇做長時間的交流，針對人物、情節、故事方向給出大的輪廓，再與編劇共同討論，進而最終實現。尤其是《霸王別姬》片中時間延伸到五十年之久，劇本結構十分復雜，陳凱歌導演用半年左右的時間與李碧華、蘆葦二位編劇經歷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過程，沒有套路，只有對人物的理解和確認。在第一稿劇本寫出后，蘆葦拿著一支筆，要陳凱歌在滿意的場次畫個圈，不滿意的再行修改，陳凱歌導演讀罷，只在初稿上場次上畫了幾個圈，隨后又帶著大家進入新一輪的討論與修改，這個稿本至今彌足珍貴。劇本經過一遍一遍打磨，不斷豐富完善，尤其在劇本結尾，陳凱歌強調原著中程、段二人在香港浴室相見的結局沒有力量，只有讓程蝶衣追隨虞姬命運的步伐才是符合人物性格邏輯唯一合理的處理。

在演員的部分，陳凱歌沿著程蝶衣這個角色，自然地說到了張國榮，讓陳凱歌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他與張國榮的初見——

“我第一次見到張國榮是在劇本初稿還沒完成的時候。我必須口頭向他講述這個故事，徐楓女士事先為見面做了安排，地點就在香港文華酒店的咖啡廳。日后他就是在同一座樓上一躍而下的。他非常斯文安靜，我講的很急，生怕我們有語言障礙，我講的是普通話，而他是個講粵語的演員。我怕我講的打動不了他。我也在其它場合說過，他煙吸的很多，而且手指一直顫抖。在講的過程中，我自己挺懷疑，心理上挺排斥，我就問我自己，我怎么知道他是扮演程蝶衣的合適人選呢?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個好演員，我的故事是發生在國內的，而他是一個香港人，他能理解那樣的人物和故事嗎?而我就在這兒特瘋狂地講一個可能遭到拒絕的故事。他一直不說話，就那么聽著，有的時候抬頭看看我，有的時候不看我。可當我全部講完之后，我突然明白他就是程蝶衣。因為我覺得他就像一個坐在船頭的，這個故事之船的船上的人，在船動起來之后的湖光山色，時時在變化，這些光影、水波都在他的臉上有所反應。我不愿意說他是在演，但是他緊追著程蝶衣，用一種非常含蓄的方法接近他、表達他、愛他。此時他站起來跟我握手說：‘謝謝你給我講的故事，我就是程蝶衣。’這是一個令人汗毛直立的瞬間。”這也讓陳凱歌認定了張國榮——“這樣的經驗只有這一次”。

電影《霸王別姬》誕生后，在1993年第4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金棕櫚獎，并于次年獲得了美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以及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和最佳攝影的兩個提名，被“時代周刊”評為全球有史以來100部最佳電影之一，產生了很大的國際影響力。

從《黃土地》到《霸王別姬》，導演陳凱歌的青年時代是帶著作品征戰各大電影節的時代，而電影節也確實給了他榮譽與支持。在陳凱歌看來，好的電影節“之所以充滿魅力，成為全世界電影工作者向往的殿堂，是因為它的不可知。”“你不知道一個新的潮流會以什么樣的電影形態跑了出來，不斷出現的新的可能性令你驚喜。”所以，電影節“不僅是電影的應許之地，更是代表年輕和希望的勵志之地”。陳凱歌認為，電影節以及如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等專業團體，應該把目光多多投向那些“為電影而歡欣、而迷茫、而痛苦、而舍棄一切的年輕人”，讓他們站到領獎臺上去。

陳凱歌導演的一番分享，打動了在場的北電師生，在其后的互動環節中，陳凱歌一一回答了臺下學生提出的問題，認真專業的態度讓人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