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攻堅主題劇《山海情》在各大衛視和視頻網站收官。這部講述寧夏西海固地區脫貧故事的電視劇在播出之時發布了兩個版本，方言版和普通話版，而方言版意外得到了大多數觀眾的追捧。不少通過衛視收看普通話版本的觀眾覺得不夠“解渴”，還專程到視頻網站“二刷”方言版。無獨有偶，前不久在央視播出的電視劇《裝臺》，也采用了大量的西安方言，有趣的方言為這部劇增加了濃厚的地域特色。方言在電視劇中的使用，也再次引起了業內的關注。

歷史

方言劇一度被限

對方言的使用，如果放到國產劇整個發展歷史過程中看，其實并不是什么新事物。早在上世紀初，國產電視劇就涌現過大批優秀的方言劇。其中，北方方言劇代表包括采用北京話拍攝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大宅門》、采用山東方言的《闖關東》、使用西北方言的《走西口》，以及近十年來最為知名的東北方言劇《鄉村愛情故事》。而南方方言劇，則覆蓋了使用廣東話的《外來媳婦本地郎》，使用重慶話的《山城棒棒軍》《哈兒師長》等。在近些年間的電視劇《我的團長我的團》《武林外傳》中，方言也作為人物角色的語言使用，一度還出現過一部劇中“南腔北調”的情況。

基于這種市場的變化，2009年8月，國家廣電總局曾經通過官方網站重申過“限制方言令”。該通知要求，“除地方戲曲片外，電視劇應以普通話為主，一般情況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標準普通話;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電視劇、少兒題材電視劇及宣傳教育專題電視片等一律要使用普通話;電視劇中出現的領袖人物的語言要使用普通話。”

對此，時任廣電總局新聞發言人的朱虹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限制令的出臺，本身是基于當時一段時間內使用方言拍攝的電視劇數量有所增加，“其中一些劇目存在使用方言失度的現象，這種制作傾向不符合國家大力推廣普通話的一貫精神。對于明顯的方言電視劇和大量使用方言的電視劇，各級廣播電視審查管理部門將視情況予以引導、糾正或制止,廣電總局也將視情況做出播出調控。”該限制令出臺后，國產劇使用方言的情況開始明顯減少，不再有明顯全部采用方言的電視劇在全國范圍內播出。

于是，電視劇對方言的采用，開始從全國范圍上星劇，轉向地面頻道，局限于一個地區或省份范圍內。據東南省份一地面頻道電視劇制作人介紹，其所在的電視劇制作部門平時既要制作面向全國發行的電視劇，也要兼顧省內觀眾的觀看習慣，一般很少在劇集中使用方言。“大量使用方言的前提是方言本身簡單易懂，像東北話這些比較接近普通話的語言，用起來觀眾還比較容易聽得懂，西北方言、河南話、四川話也都好懂，偶爾會有使用。南方方言普遍比較難懂，尤其是東南地區，即便使用也都不會制作成全國發行的上星劇。”

現實

根據作品酌情采用

即便大量采用了當地方言，不少電視行業人士也一致認為，近期播出的電視劇《裝臺》《山海情》等劇，并不能稱為嚴格意義上的方言劇，“劇中使用的語言更像是方言普通話，是經過演員加工的方言，也更容易讓觀眾聽懂。”

電視劇《平凡的世界》就曾在劇中少量使用過陜北方言。該劇編劇溫豪杰透露，《平凡的世界》本身的文本中就有不少的當地方言，而劇中孫少安的設定本來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陜北農民，他的語言使用了一部分方言，但也是經過一定改造的陜北普通話。據他介紹，拍攝時也嘗試過要用普通話對方言進行改造，但改過來之后就很奇怪，“有一些詞語是特定的方言表達，如果不使用方言表達，講出來就很可笑。”

溫豪杰也指出，如果電視劇全部采用方言拍攝也不現實，“首先對演員的要求就很高，必須能夠熟練使用當地方言，即便不是同期聲，那么配音的演員也要求能夠使用方言。因此這類使用方言拍攝的情況，更多是類似‘陜普’‘川普’等語言的表達。”在《山海情》的劇組中，除了張嘉益、尤勇智是陜西籍，黃軒是甘肅蘭州人，女主角熱依扎就不是西北人，開拍前還要專門學習西北方言，并盡量貼近當地表達。劇中福建角色的演員中，除了姚晨本人是福建籍，黃覺是廣西籍，北京籍的郭京飛就講著一口不太標準的福建普通話，對演員本身的挑戰也是很大的。該劇的方言版本在實際上星頻道聯播中，也只在福建、寧夏兩省播出，而其他省份仍采用的是普通話版本。

《山海情》熱播之后，有不少西北觀眾在彈幕中爭論，劇中人物到底說的是哪個地方的方言?有人認為是陜北方言，有人認為是銀川方言，還有觀眾認為是甘肅方言。有學者對此作出回應，劇中采用的方言并非具體某個地區，而更像是“泛西北方言”。這顯然也是劇中演員來自不同地區，最終“因地制宜”達到的效果了。

探討

特色謹防被濫用

在關于《山海情》和《裝臺》的方言討論中，很多贊同的聲音都來自觀眾。劇中西北籍演員張嘉益、尤勇智、黃軒等所使用的方言與人物個性相融合，不少活靈活現的表達使用普通話根本無法翻譯。而郭京飛扮演的福建扶貧干部與當地民眾“雞同鴨講”的戲份，也直觀反映了當地扶貧初期語言難溝通的實際問題。

該劇導演孫墨龍在采訪中提到，該劇采用方言拍攝的想法也源于創作采風階段，主創發現當時參與對口扶貧工作的福建人來到寧夏后，由于方言差異與當地人交流困難，扶貧的第一關就是語言關。因此劇中出現了“老教授研究自殺”“小偷要搞科研”等讓人啼笑皆非的橋段，方言的使用與劇作主題搭配得當，頗有加分的成分，也讓該劇的方言版更得觀眾青睞，成了一種別樣的觀看體驗。

此前播出的《裝臺》也是類似情況，由于劇集本身就是根據當地作家的小說改編而成，原作中就有大量的西安方言，西安方言的使用直接展示了當地的風土人情，對于劇情和氛圍的整體營造不可或缺，而該劇基本采用了陜西當地演員陣容，在一般電視劇的拍攝中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劇評人李星文指出，像《山海情》和《裝臺》中使用方言，更像是一種“錦上添花”，而并不是非方言不可的情況。在他看來，是否使用方言也要看劇情的實際需要，沒必要因為《山海情》和《裝臺》，就將劇集的成功完全歸結于方言的采用，“形式固然重要，有時候形式也是內容，但完全沒有到買櫝還珠的程度。如果電視劇到了不說方言不可的程度，主創是否也應該反思，是不是戲劇性本身給得不夠，要靠語言來湊?”

回到2009年“限制方言令”的市場環境也能發現，當年對方言的限制，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市場上出現了方言的濫用問題。當時一批電影大量采用方言，如《瘋狂的石頭》《我叫劉躍進》《光榮的憤怒》等作品，就用人物的特殊腔調賦予了電影獨特的風格，因而形成了一時的跟風。不少劇作一哄而上，讓本不必要采用方言的演員使用方言表演，于劇情并沒有多少助益，反而出現了口音亂燉的情況。同時，方言本身對傳播所造成的阻礙也是市場考慮的因素。有業內人士指出，電視劇中適當采用方言，如果有助于表現劇情地域特點，或幫助塑造人物角色，在一定范圍內應當許可，“既不要一刀切，也不要一味跟風，還是要以能否幫助作品的表達為最終權衡標準。”(本報記者 李夏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