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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辦公室存在的意義在于能夠讓大家專注工作，但實際上，辦公室只對一部分人友好。很大一部分人對辦公室環境不是很適應，也不是很喜歡。居家辦公為這部分人提供了便利，越來越多的公司也在考慮讓員工選擇靈活辦公。本文來自編譯，希望對您有所啟發。
就在疫情爆發前，克里斯汀·埃齊亞伯(Kristen Egziabher)一直忐忑不安，她等待著可能加薪的消息，直到她的經理喪氣地從高層會議上回來。
經理告訴她：“我客觀陳述了你的業績，但領導覺得他們不了解你的為人，而只了解你的工作。”
你可能會奇怪，除了工作，還有什么是與績效考核相關的？但這正是一直困擾40歲的埃齊亞伯的地方，她目前擔任德克薩斯州一家食品連鎖店的項目經理。在辦公室，人們很少談及她的工作效率，同事們似乎主要關心的是閑聊，比如你上周末做了什么，你從哪里買到那個錢包，等等。埃齊亞伯是黑人，她覺得自己的白人同事關注的是誰在爭搶進入他們的小圈子。
她想知道，“這一切與我的工資有什么關系？”
遠程工作給埃齊亞伯帶來了喘息的機會。幾個月后，埃齊亞伯得到了升職，而且薪水提升了11%。她補充說：“如果我繼續去辦公室上班，可能還會有人以受歡迎程度質疑我的工作能力。”
1939年，當美國最早的開放式辦公室之一在威斯康辛州的拉辛市開業時，女性在全國勞動力中所占的比例還不到三分之一。早期辦公室的設計與現代辦公室的設計沒有太大的不同，它們都滿足了特定員工的需求，比如可以加班到很晚，因為他不必趕回家給孩子做晚飯，比如可以經常見到老板，這樣就能沒事和老板聊聊高爾夫了。
換句話說，辦公室從來就不是萬能的。這是一個只適合一些人的場所。例如，辦公室里的玩笑對一部分員工來說可能只是個小煩惱，但對其他許多人來說，這放大了他們不屬于這里的感覺。
在過去的兩年里，一種不同的工作方式出乎意料地出現了：大約5000萬美國人離開了他們的辦公室。2019年疫情之前，美國只有約4%的就業人員完全在家工作。蓋洛普(Gallup)的數據顯示，到2020年5月，這一數字上升至43%。當然，這意味著在過去的兩年里，大部分的勞動力還是會親自到辦公室工作。但在白領人群中，這種轉變是明顯的：在疫情出現之前，只有6%的人完全在家工作，然而到2020年5月，這一比例上升到65%。
加州大學黑斯廷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astings)工作生活法中心(Center for work - life Law)主任瓊·威廉姆斯(Joan Williams)說：“阻礙靈活工作安排的唯一因素是缺乏想象力。這一點在2020年3月的三周內得到了糾正。”
但現在，美國在放松疫情防控的情況下，一些高管開始敞開辦公室大門。安全公司Kastle的數據顯示，2021年12月，美國辦公室的使用率達到了40%，屬于疫情期間的高峰。但由于Omicron的變種傳播，使用率又有所下降，隨后又開始回升，本月達到了38%。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Meta、微軟(Microsoft)、福特汽車(Ford Motor)和花旗集團(Citigroup)是少數幾家開始召回部分員工的公司。
人們在談到居家辦公的問題時，列出了許多喜歡在家工作的理由，最重要的是對疫情安全的擔憂。他們提到了陽光、運動褲、和孩子們在一起的美好時光、和貓在一起的美好時光、更多的閱讀和跑步時間、釋放糟糕情緒和焦慮的空間。但爭論最激烈的是職場文化。
“如果我們只是回到全是老男人的辦公空間，那么再回到辦公室辦公也沒有多大意義，”現年37歲的匹茲堡信息技術工作者凱倫·吉福德(Keren Gifford)說。目前，她還沒有被要求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工作。“不用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去上班，不用一直結交新朋友和找樂子，真是一種解脫。”
像吉福德一樣，許多人意識到他們覺得自己所處的辦公室是為別人建造的空間。以簡單的溫度為例。根據發表在《自然氣候變化》(Nature Climate Change)雜志上的一項研究，大多數建筑物的恒溫器都遵循上世紀60年代開發的一種模型，該模型考慮的是一名40歲、體重154磅的男子的靜止代謝率。這使得女性不得不在辦公空間中準備披肩、暖氣和毯子。
有些人甚至在辦公桌上放了無指手套，比如37歲的瑪麗莎·斯坦(Marissa Stein)，她是一家非盈利環保組織的員工。而在遠程工作期間，她可以把家里的溫度調到68華氏度(約合37攝氏度)。她丈夫喜歡更冷的環境，她喜歡更熱的環境，這是一個折衷的溫度。
她說：“有時候我會趁丈夫不注意偷偷把溫度調到70華氏度。”
但是，這只是辦公室設計中的一個小例子，它確實是為滿足特定類型員工的需求而設計的。
目前，一些試圖召回員工的公司正面臨來自員工的抵制浪潮，這些員工壯著膽子質疑公司過去的做法。也就是說，對許多人而言，以前的辦公室環境都不太讓人舒服。比如，有些內向的人從來不想參與談論夢幻足球聯盟，有些家長過去常常沖出辦公室去接孩子放學，勉強滿足公司和家人的需求。
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社會學家英珠·查（Youngjoo Cha）說，兩項全國性調查發現，自疫情爆發以來，認為“能加班或下班后還能隨叫隨到對職業成功至關重要”的員工比例有所下降。
英珠·查說：“我們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遠程辦公的實驗。這些條件對理想工人的觀念提出了挑戰。”
Slack研究聯盟“未來論壇”(Future Forum)去年對1萬名辦公室職員進行的研究表明，女性和有色人種比白人男性同事更有可能認為遠程工作有好處。在美國，86%的西班牙裔和81%從事非體力勞動的黑人知識工作者表示，他們更喜歡混合工作或遠程工作，而白人知識工作者持這一觀點的比例為75%。在全球范圍內，參與研究的在職媽媽中有50%表示希望大部分時間或所有時間都遠程工作，而在職爸爸中這一比例為43%。自2021年5月以來，接受調查的黑人知識工作者的工作歸屬感增加了24%，而白人知識工作者的工作歸屬感增加了5%。
當然，有些人會想念疫情前的工作與生活的界限：“我丈夫有時會回家打開電視，然后我說，你打開了我辦公室的電視。”49歲的芭芭拉·哈里斯(Barbara Harris)說，她在弗吉尼亞州從事專業服務。
其他人，尤其是管理人員，則認為在虛擬環境中進行文化建設更難。有些人給《紐約時報》寫信，哀悼他們與隊友在龍與地下城、任天堂和漫威上的親密對話，或者只是寫信來表達遠程工作會讓人感到孤獨：“我覺得有點沮喪，每天早上8點起床，坐到桌子前，朝九晚五地開Zoom會議，然后關上電腦，接著在這個小工作室里活動，”戴夫·馬克說，他是一名24歲的學生和自由撰稿人。
尚塔萊·庫巴(Chantalle Couba)是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的一名46歲的顧問。
去年，當庫巴悄悄查看她圈子里的黑人女性時發現，對大多數人來說，離開辦公室是一種解脫。她有時會回想起自己曾經面對的職場冒犯行為。有一次，她坐在一名男子旁邊，這位男子大聲朗讀沒有上過名校的求職者提交的簡歷，然后夸張地把它們扔進了可回收垃圾箱。
她說：“在很多行業中，有色人種女性仍然被區別對待，各種談話和場合結合在一起，讓你不那么自在。”
“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來提高高級領導和經理的技能，讓他們帶著同理心回到辦公室？”庫巴補充道，“在接下來的三個月里，再進辦公室的人沒有一個是當初離開時的那些人。”
雇主能夠聽到這些沮喪的聲音。賽富時(Salesforce)去年推出了一個規定，大多數的員工可以選擇靈活辦公。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宣布，其大約4萬名員工將永遠不會被要求返回辦公室工作。上個月，道瓊斯(Dow Jones)和紐約梅隆銀行(BNY Mellon)告訴員工，他們將為員工提供比許多同行更大的靈活性，由團隊領導決定員工需要在辦公室呆多久。
但職場研究人員擔心，在許多公司，“重返辦公室計劃”會包含一些風險自擔的元素，這不利于那些需要彈性工作時間的員工。例如，人們可能需要得到經理的許可才能在家工作。或者，經理們可能會重拾關于員工表現的舊觀念，并對那些不能在辦公室花那么多時間的人產生偏見。
根據就業平臺FlexJobs的數據，一些員工在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選擇繼續在家辦公，約三分之二的遠程員工不愿重返工作崗位。64歲的愛麗絲·萊默(Alice Lemmer)曾在大學服務部門工作，今年9月，她在要求的正式復工日期之前辭職。40歲的貝絲·鮑徹(Beth Boucher)在新罕布什爾州從事公共衛生工作，她是一個團隊的一員，負責收集有關公司生產率的數據，希望能說服管理層繼續允許遠程工作。在《紐約時報》關于居家辦公和重返辦公室的調查問卷中，一份回復直言不諱地說：“我不會再回辦公室了。”
回到圣安東尼奧，埃齊亞伯(Egziabher)最近向她的老東家遞交了兩周的離職通知。她得到了一家位于加州的公司的工作邀請，這家公司允許她完全遠程工作。她對遠程工作所帶來的一切表示了感謝：“讓我們專注于工作吧。”
譯者：Ja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