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編自《航空都市》（中信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作者:孫天堯、韓淼等，36氪經授權發布。
未來的生活充滿變數，城市化與城市生活、經濟發展也將與科技飛速發展息息相關，城市化的進程中必然依賴科技創新。中國杭州是全球第一個發布城市大腦計劃的城市，在交通領域率先領跑，繼而拓展到公安、城管、醫療、應急、旅游、房管、農業和基層治理等領域。
大型科技革命可以大大推進城市化進程。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第一次技術革命帶動了第一批西方城市的城市化；以電力和內燃機的發明與應用為代表的第二次技術革命帶動了交通工具工業化、電氣化發展，從而拉動世界城市化步伐并形成了世界市場；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動世界進入信息經濟時代，交通與信息網絡的廣泛連接使城市最終成為核心人居環境，城市化向更為精致、健康和安全的方向發展。
科技創新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創造需求兩方面來促進產業結構提升：一方面是供給端正向促進，另一方面是消費端倒逼。因此， 掌握核心高科技的企業和經濟體往往占據產業鏈上游地位。而現代科技帶來的信息化、網絡化發展趨勢，也使全球產業鏈運行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阻隔越來越小，形成“互聯網”“物聯網”平臺，信息化發展無疑將提升產業對市場的敏感度和智慧型生產的水平。
順應科技發展而自然發生的城市化也帶來很多問題，比如“攤大餅”模式帶來交通擁堵、住房和人居質量下降、環境惡化、農業空間受到侵占以及城市安全風險等。由此，歐美發達國家先行提出和實踐，我國快步跟上了建設“智慧城市”，即以發展“數字城市”“互聯網”等為主要手段優化城市管理。《城市大腦》一書提出，中國杭州是全球第一個發布城市大腦計劃的城市，在交通領域率先領跑，繼而拓展到公安、城管、醫療、應急、旅游、房管、農業和基層治理等領域。
且不論“發展中的智慧城市系統”方方面面有待完善，根據2020 年初大數據和互聯網技術在新冠肺炎疫情應對方面的表現，建設“智慧城市”的重要性可見一斑：一方面是基于大數據、云計算的公共衛生安全體系保障，通過電信信令數據可溯源重點人群行動軌跡，可使防疫部門提高篩查、監管效率并進行人員流動方面的趨勢預測；另一方面是基層精細化管理能力的加強，社區單元的管理在疫情防控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例如在匯總社區人員數據、智能打卡、人工智能監測等特色防控手段上推出智能運營管理平臺，5G 的實現和推廣也有利于特殊時期各類線上平臺和服務的廣泛應用。
正如航空為城市帶來了不同于傳統的發展格局，科技影響下的新交通方式正悄然到來，并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場景。新涌現的交通方式更加綠色化、個性化、效率化，并且“上天入地”，向城市空間的垂直方向發展。通用航空、小型飛行器、無人機貨運可能隨著空域管理和信號技術的系統化而開放，形成城市新景觀，并可能改變民航機場主導的機場布局；自動駕駛技術可能會讓人們對城市道路網的需求減少；而新型物流開始利用地下管廊，使空間更加集約高效；新型城市高速鐵路與城市軌道交通也需要強化與其他各類主流交通方式—機場、汽車、自行車和人行慢行系統—的無縫銜接。
自動駕駛等新的交通方式也會進一步與通信大數據和智慧城市系統相結合，成為數據源和城市大腦的“神經末梢”，參與未來城市的智能化管理。未來交通方式也不能只重視技術進步而忽略安全問題，例如程序安全問題、通信信號系統是否完善和清潔能源的安全問題等。雖然未來新交通不會對航空領域產生顛覆性的影響，但是機場和航空都市更應考慮與高效交通方式的互聯，提高區域交通連接度。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型企業等是培養科技人才的搖籃和集聚科技要素的載體，而臨空經濟區、航空都市往往由于便捷的交通條件、門戶區位場所和依托機場的連接度優勢成為一些高等院校及科技型企業的選址布點場所。例如，新加坡樟宜機場臨空門戶區 （ 距離機場入口 5 公里以內）布局了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工藝教育學院等高質量院校，以及摩根大通集團、IBM 制造咨詢等領先三產服務機構； 美國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門戶區 5 公里范圍內也集聚了 IBM、思科等 IT 類高科技企業。 創新創業要素、科技人才培養與現代城市發展有相互促進的作用，在規劃設計航空都市時，應該充分注重軟環境建設發展對科技創新環境的培育作用。
毫無疑問，科技創新過去曾是，未來更將是世界尤其是中國的關鍵發展動力。2020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中國經濟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要求我們一方面需要加速國內循環，做大內需；另一方面仍然要尋求經濟體制開放與對外合作—在逆全球化趨勢下努力提升中國在世界經濟和產業鏈中的地位，無論是內需還是外需，科技創新對新發展格局的驅動都是必不可少的。雖然目前中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逐年降低，從 21 世紀初的 50% 降到 2018 年的約 35%，但這一比率仍遠高于美國、日本，高科技設備、研發設備也多依賴進口。可以說，我們距離發展到全球頂尖產業鏈上游尚有一定差距，只有不斷強化創新驅動、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才能抓住發展機遇和主動權。而機場在其中起到十分關鍵的對外聯系與對外交流作用。城市的建設，一方面應借助樞紐強化內部與區域交通的快速、便捷化連接程度；另一方面應更加注重信息化和數字經濟的發展，使創新要素市場得以迅速配置與交流，激活內外雙循環。
當然，我國多年來對科技研發、科技創新的扶持力度是顯而易見的，而且科研支持相關投入每年都會得到強化。但不得不承認， 目前我國創新發展面臨著創新經濟型龍頭企業較少，上游關鍵環節較為薄弱，科研成果轉化尚且不足，創新發展具有一定地域門檻，企業型創新金融資金體系支撐不足等問題。這對政府能否有效制定強有力的引導政策將是一大考驗，對航空都市能否響應時代發展機遇，優化自身創新服務體系，構建適合創新技術、創新產品的發展環境，也將是一大考驗。
書名：《航空都市：創新未來城市版圖》作者：孫天堯、韓淼，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城市發展與空間規劃領域專家，專注于航空都市理論研究與實踐。哈佛大學城市規劃專業碩士，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專業學士，美國注冊城市規劃師（AICP），美國環境與能源先鋒（LEED AP BD+C）；曾在美國AECOM、RTKL等知名咨詢機構和大華盛頓地區阿靈頓郡社區規劃住房發展局從事城市規劃相關工作；作為航空都市理論創始人約翰·卡薩達博士的重要合作伙伴，主要在中國及亞洲地區從事航空都市及樞紐周邊地區規劃、設計及綜合開發等課題研究和咨詢工作；擁有從航空都市規劃到軌道交通站點地區等不同尺度的城市開發經驗，作為核心成員主導并參與了20多個臨空經濟區的規劃與建設。多年來，他與約翰·卡薩達博士共同就航空都市議題開展咨詢與科研工作，目前已在航空都市專業領域里取得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在約翰·卡薩達博士航空都市理論的基礎上，他提出并主導創建了“全球航空都市評級指數”，該指數是航空都市理論的重要延伸和分析工具，通過引入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方法，該工具有望在數據分析層面幫助城市借航空都市的創新視角探索發展思路和機遇。
畢業于同濟大學，長期從事樞紐周邊地區發展研究工作；作為核心成員主導或參與過眾多臨空經濟區規劃、咨詢與建設工作；在特大交通基礎設施周邊地區發展問題、公共交通導向開發、交通規劃、城市設計、樞紐綜合體設計、產業與商業策劃等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參與并建立了“全球航空都市評級指數”的理論基礎與工作方法。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灰犀牛”（ID:citic_huixiniu），作者：孫天堯韓淼，36氪經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