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2021北京智源大會的人工智能與社會經濟論壇上，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周黎安分享了他所在的課題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成果。研究發現，AI發展帶來的最大挑戰不是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擴大或縮小，而是結構性的失業和在轉型過程中調整帶來的問題：一方面是部分勞動者被AI替代下來，卻因為無法適應新產業、新崗位所需的新技能而被迫失業;另一方面是新崗位和新職業人才緊缺，供不應求。

AI會不會帶來勞動者的失業，會不會影響中等收入群體，答案是肯定的。不僅肯定，而且會比想象的更為嚴重。特別是依靠單一技能工作的勞動者，一旦失去崗位，就有可能失去再工作的條件。如此一來，AI對就業與居民收入增長帶來的沖擊和影響，也就會很大、很嚴重。

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應當停止發展AI，用遏制AI的方式保護適應技術變化能力不強的勞動者呢?顯然不行。因為，科技是不會隨著勞動者的意志而轉移的。勞動者只能隨著科技的指揮棒轉，而不可能讓科技隨著勞動者的能力轉。如果科技隨著勞動者的能力轉，就會讓科技停止前進的腳步。

也就是說，對只有單一勞動技能的勞動者來說，面對AI的沖擊，是壓力山大的，是隨時有可能失去工作崗位的。這樣的結果，對勞動者個人和家庭來說，無疑是極為不利的，也是風險和危害都相當大的。如果沒有相應的保障措施和應對策略，這部分人群有可能成為社會的負擔，成為影響現代化進程的壓力，甚至阻力。如何讓有可能被AI替代，又沒有再就業能力的勞動者不失去工作崗位，需要從長計議，需要有切實可行的應對之策。

必須注重的一個事實是，AI對勞動者就業和中等收入群體影響，也是相對的，是有一定的正負可逆性的，并非單一的負面作用與影響。即便是負面影響，也可以通過一定的手段和方式，使其成為正面作用，將壓力變為動力、將阻力變成沖力。

先從負面影響的可逆性來看，AI對勞動者就業的沖擊確實會比較大。尤其是勞動復雜程度不高、技術含量不是很強、勞動手段替代性很強、勞動力非常密集的工種，被AI替代的概率是比較大的，對勞動者維持勞動崗位的壓力也是比較大的。稍有不慎，就會造成大量勞動者失業。這就要求，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就必須及早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要本著對勞動者負責的態度，解決勞動者可能面臨的失業問題。對企業而言，并不是有了AI，就能隨隨便便地把員工推向社會，而必須對員工負責，幫助員工提高其他方面的技能水平，以便于勞動者失去現有崗位后，能夠找到新的就業崗位。這是對企業必須提出的要求，否則，就要繼續留用員工。

而對政府來說，可以給使用AI技術的企業提出一些具體要求，特別是員工失業方面的要求。但是，最主要的還是要承擔起政府的社會公共管理職能，要將可能面臨失業員工的情況弄清楚，在此基礎上，組織有效的培訓，讓他們能夠實現二次就業，而不是成為社會負擔。如果能夠做到，無疑是一次社會分工和合作的上新臺階，從而讓AI推動政府和企業職能轉變，更好地適應科技新時代的到來。

從正面的作用與影響來看，AI在讓一部分勞動者失去崗位的同時，也有效增加了大量新的就業崗位，特別是大學生，面對AI的廣泛運用，他們的機會則越來越多了。AI技術的運用和相關設備、機器人等的操作、維護、修理、保養、管理等，都需要有較高技術與能力者。毫無疑問，大學生是最主要的群體。如此一來，就給大學生就業帶來了更大空間。更重要的，它可以倒逼大學注重針對性人才的培養，而不是繼續把培養的目標鎖定在文憑和學位上，從而讓大學教育變成了文憑和學位的奴隸。大學對學生的培養，必須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相結合，與企業的需求相協調。否則，大學生培養會成為空中樓閣，會無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甚至會成為社會的拖累。

所以，AI的廣泛運用，在給就業等帶來沖擊，對中等收入群體產生不利影響的同時，也是有不少積極作用的，是能夠形成相互作用、有效互補的，而不只是勞動者失去崗位、收入增長面臨壓力、中等收入群體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