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制造業四級梯隊格局中，中國處于第三梯隊，實現制造強國目標至少還需30年”。
在前些日子閉幕的全國政協會議上，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苗圩委員關于我國制造業現狀的發言，引發了持續的討論和熱議。贊同者主要是贊同的是苗圩委員對中國制造業問題的評估，而反對者認為該說大而無當，更可能導致錯誤的輿論解讀。
那么，中國處于全球制造業的第三梯隊，到底有沒有依據呢?
支持第三梯隊說的研究已非單純的制造業視角
苗委員的說法是有根據的，很多人指出他是從2015年起才開始對外表達這一觀點的，同一時間認為全球制造業分為四個梯隊，而中國處于第三梯隊的還有“制造強國發展指數”。
2013年，由中國工程院、中國工信部、國家質檢總局牽頭，會同有關單位共同開啟了“制造強國戰略研究”重大咨詢項目(一期)。2015年正是研究成果“制造強國發展指數”第一次發布的時候，后來該項目又陸續開展了二期、三期，現在已經是第四期了。
從那時起至現在，“制造強國發展指數”都將中國制造業排在全世界的第三梯隊中。為了將制造強國的發展程度轉化為一個具體的數字，該研究提出了制造強國評價指標體系，其中一級指標包括規模發展、質量效益、結構優化、持續發展。其中規模發展的權重是最低的，只占19.5%，質量效益的權重是最高的，占到29.3%，結構優化的占比與之類似，為28%。
制造強國評價指標體系
可以想見，“制造強國發展指數”是有意識地淡化了規模和體量的因素，更多地從效益和人均的角度觀察中國制造業。和簡單地從“比大小”的角度研究中國制造業相比，這種方式也并無不可，甚至更具備借鑒意義。該研究最大的問題在于，將不是制造業的問題也納入制造業考評中，甚至還希望通過這些指標來衡量中國制造業的發展。
制造業出口占全球出口總額比重，是“制造強國發展指數”的一級指標，自2019年以來受中美貿易沖突以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影響有所下降。但誰能說更加自強的中國制造業反而被削弱了?尤其是削弱的還是規模發展方面的指標。
再以質量效益指標中的一國制造業擁有世界知名品牌數為例，這就更不合理了。品牌擁有超越品質的力量，誰能掌握世界知名品牌，充分發揮品牌的溢價，和制造業技術先進與否關系不大，更取決于傳統慣性、國際話語權和文化影響力。
除中國外，“制造強國發展指數”主要對比了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韓國、巴西、印度。在各項指標中，除了規模發展外美國均為第一，但除了雅詩蘭黛和蒂芙尼之外，美國偏偏缺乏世界知名奢侈品品牌，與之相反的是法國就有很多，甚至連“制造強國發展指數”沒有單獨拿出來對比的意大利和瑞士也有不少。歷史上曾經是第二大制造業強國，甚至和美國咬得很緊的蘇聯更是一個世界知名奢侈品品牌都沒有。
“制造強國發展指數”劃分的全球制造業梯隊
當然，奢侈品品牌只是世界品牌百花苑很小地一個品類，但以小見大，其他品牌在全世界的的流行規律是類似的。不然很難解釋為何“MADE IN CHINA”的智能馬桶蓋在日本就受到中國游客的瘋搶。
此外單純地改善銷售利潤率、制造業研發人員占從業人員的比重、單位制造業增加值的能耗，在當前的中國都不利于實現充分就業和改善勞動條件。如果多創造幾百萬個體力勞動崗位，反而使得這些指標有所下降，那么這些指標的合理性非常值得商榷。
苗圩委員指出的問題確實存在
既然說中國在全球制造業只能排三流的說法不盡合理，為何苗圩委員的委員的話還是引起了相當的共鳴。筆者認為，苗圩委員客觀負責的指出了制約中國制造業發展的主要問題，是獲得大量網民，尤其是制造業從業者認可的重要原因。筆者將其摘錄整理為以下5點。
1.基礎能力依然薄弱，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
2.全社會對加快發展制造業并未完全形成共識，有的人只注重新興產業、更有人認為可以用服務業代替制造業拉動整個經濟增長。
3.企業公平競爭機制尚不健全，一些隱性的市場準入限制依然存在，企業稅費負擔依然較重，金融對制造業的支持力度亟待加強。
4.科技與產業“兩張皮”問題尚未有效解決。
5.創新型、高技能等高素質人才占比明顯偏低。
上述這些內容中的1、4、5三點均為老生常談，不必再提。尤其是中美貿易戰之后，中興休克、抖音海外版差點賣身以及麒麟芯片一度絕版，都使得絕大多數中國人，對制造業的這些問題，有痛切的體會。在制造業從業者看來，2、3兩點的針對性也非常強。
2020年的國慶獻影影片《我和我的家鄉》講了五段鄉村建設故事，竟然有四個鄉村都把發展旅游業作為脫貧成功的密碼，唯一一個沒有搞旅游業的鄉村，也是影片中最后發展相對最差的。影片中的這種邏輯，是現實存在的投影，又構成了某種絕妙的諷喻。
在現實中，某些縣不正熱衷于修景點、造奇觀，乃至于最終負債幾百億嗎?一些城市，也沒有太大的出息，熱衷于錢生錢的土地財政，以至于房地產生產的相對過剩，已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秩序最大的風險。
這些鄉村和城市并非不愿意發展制造業，甚至盼望著發展制造業，但現實是很多地方無法有效發展制造業，甚至也沒法在不負債經營的情況下探索旅游業。對于這個問題，《我和我的家鄉》中有編劇的思路是《天上掉下個UFO》，這種橋段也只可能出現在電影中了。
造成這種現象，有思想認識的原因。同樣能提高GDP、產生政績，發展服務業為什么不行?甚至于在很多地方，發展以房地產金融為主體的服務業，早已是當地拉動經濟增長“行而不宣”的秘密了。此外適合發展制造業的地區畢竟是有限的，如果大家都只想當紅花，不要做綠葉，將造成過度競爭，甚至無效競爭，這些確實是需要國家意志進行協調和統籌安排的問題。
“企業稅費負擔依然較重”和“金融對制造業的支持力度亟待加強”與發展思路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如果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傾向于在實際上將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作為重要發展方向，那么投資和政策肯定會發生傾斜。相對地，制造業能獲得的支持就少了，稅費較重和缺乏融資渠道不過是表面現象，實質還是其他產業的虹吸效應在發揮作用。
爭議是怎么產生的?
如果苗圩委員只是指出這些問題，我相信認可者會更多。因為這些都是日常經濟生活中可以感受到，并可通過定性分析得到的結論，而“實現制造強國目標至少還需30年”的論斷則不然。
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領導下制定五年規劃的優越性已經被事實證明了。然而即使匯集全國智慧，五年規劃中的指標也不是全能完成或者超額完成，有極少數規劃最終還是達不到預定目標。隨著規劃時間的延長，規劃還會不可避免的越來越偏離現實。在這樣的情況下，對30年后進行預測其實沒有太大的參考價值，是務虛的內容。政協會議邀請五湖四海的兩千多名代表齊聚一堂共商國是，可謂是時間緊、任務重，插入這樣參考意義有限的內容難言合理。
此外，馬克思曾經說過：“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苗圩委員的提議包括“制造強國評價指標體系”，對提升中國制造業的含金量遠不如之前指出的問題。
提升中國制造業的目的不應該是提升中國制造業水平本身，應當服務于國家戰略需要。確定評價指標時，是否也應該主要反映國家戰略需要的要求?至少中國在航天、航空、芯片、光刻機等領域未能在國際市場占據一席之地以前，筆者看不出發展這些產業能明顯地提升我國的制造業分數，評價指標最忌只反映結果而忽略過程。
包括前面苗圩委員指出的問題，例如金融業不愿意投資制造業的問題，其實更多地也屬于結果，而非原因。和部分“只為稻粱謀”的議案相比，對中國制造業提出反思和建言體現了憂國憂民的襟懷，值得肯定和支持，但正如馬克思所說“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中國制造業到底是不是三流水平，實現制造強國目標到底需要多少年，雖然具備相當地話題性，實際上和發展中國制造業的關系卻沒有這么大。委員的建言還是應該關注一些具體的、短時期內可行的方略，引起這么大的爭議，其實完全沒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