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筆約30萬元的離職補償款，換來251天的牢獄之災，對華為前員工李洪元來說，過去的251天時間不啻為一場噩夢。日前，李洪元收到包括人身自由損害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共計約10萬元的國家賠償，本案在社交平臺持續發酵。

2018年1月，在華為公司供職十余年的李洪元被勸退離職，在談妥離職補償后，3月8日，李洪元收到公司通過部門秘書個人銀行賬戶轉來的約30萬元，交易摘要為“離職經濟補償”。12月16日，李洪元被深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并于2019年1月22日被逮捕，案由先后包括“涉嫌職務侵占”、“涉嫌侵犯商業秘密”和“涉嫌敲詐勒索”。在經過兩次退回偵查機關補充偵查和一次延長審查起訴期限后，2019年8月22日，深圳市龍崗區檢察院認為本案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決定對李洪元不起訴。

所幸對李洪元的刑事追究在檢察院這里就告一段落，使得251天的羈押期限沒有再繼續。應當說，檢察監督在案件及時糾錯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無論是兩次退回補充偵查，還是最終做出不起訴決定，都說明了制度層面對偵查行為監督的有效性。當然，本案的關鍵性證據還在于，離職談判期間當事人隨時攜帶的錄音筆錄下的內容，使得看似已經無法剎車的刑事追責程序發生逆轉。

當事人獲釋，并收到法定的國家賠償，意味著刑事案件辦理程序層面本案終于告一段落，但輿論對本案的憂慮卻顯然不止于此。公眾擔心和不解的可能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變動、離職解約，為什么會升級成為一次刑事追究?在職期間曾有內部舉報舉動的李洪元，是否因此被當初所在部門惡意構陷?普通的人事離職，有能力、有意識保存證據難道要成為個人自保的必備技能?

本案的發端，包括造成后續國家賠償的成本支出以及可能的錯案責任追究，都源于企業的刑事報案，包括報案人講述、證人證言的提供在已有錯案結論的情況下，是否需要徹查和追究相關人員報假案、作偽證甚至誣告陷害的法律責任?特別是在界面新聞報道中提及，此前作證稱遭敲詐勒索的證人何某在今年7月改口。刑事追責程序為企業和個人所裹挾，不僅使當事人的人身權益被侵害，而且讓國家機關的權威和公信付出代價。從可能的報假案到做偽證、誣告陷害，涉事企業及其相關責任人不能一直沉默以對，必須給公眾一個交待，這是企業的基本社會責任與自覺。而國家機關對此亦須繼續調查，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給出必要的懲罰。

回到李洪元被勸退離職的動因，輿論懷疑其因企業內部舉報被打擊報復，企業如何處理舉報事宜屬于其內部管理范疇，在當事人離職前后，企業對其舉報事項有處理，責任人是否“換個崗位重新任職”同樣屬于企業自身的管理和決策自由。但如果舉報人真的被歸咎、被報復，甚至可能被以報假案的方式調動刑事追責程序，就無法用企業內部事務來解釋和搪塞了。相關責任人必須受到司法的調查和必要的刑事追究。

“重構想象”是涉事企業近期所推新產品的文宣口號，如此作為導致前員工被羈押251天，究竟想要給公眾一個怎樣的想象?被羈押251天的李洪元收到國家賠償和來自檢察機關的消除影響、恢復名譽承諾，算是司法糾錯給出的一個明確說法，但涉事企業在洶涌輿論面前，實不能繼續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