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距離最近的“滴滴”總也叫不到，幾乎成了打車人的共識;許多人都覺著不快捷、不方便，按了人情世故推測，大家難免心中不爽。于是，就有自稱懂經濟的人士挺身而出作解釋。

解釋得確實很有些道理。核心意思就是，不把最近的“滴滴”派給你，“為的就是全局最優”，對此，“打車人”要予以充分理解。“懂經濟”的解釋者還好心地舉了一個既淺顯又很能說明問題的小例子：

甲、乙二人同時叫“滴滴”，周邊恰好有兩輛“滴滴”。A“滴滴”距離甲、乙的車程分別為2分鐘和3分鐘，B“滴滴”距離甲、乙的車程分別為3分鐘和7分鐘。如果甲叫到了距離自己最近的A“滴滴”，則乙只能接受B“滴滴”，兩人等車的總時間合計為9分鐘;如果心存“全局最優”的平臺，把B“滴滴”派給甲，而把A“滴滴”派給乙，雖然甲損失了最優選擇，但兩個人等車的總時間卻下降為6分鐘，于是總資源節省了三分之一。對“全局”而言，這無疑是最優選擇。

這個小例子確實很能說明點兒問題。不過，這個小例子顯然并非“最優例子”，自身還存在一些小問題，于是，解釋起一個充滿博弈味道的、復雜的經濟活動來，多多少少還是有些吃力。

單就這個小例子本身而言，最大問題是，甲乙二人不能同時實現“最優選擇”。甲“最優”(等2分鐘)，乙只能“最劣”(等7分鐘);乙“最優”(等3分鐘)，甲相對于只需等2分鐘的“最優”選擇，馬上墜入要等3分鐘的“最劣”境地。也就是說，一方的“最優”總是要以另一方的“最劣”為代價，這就有點兒“零和博弈”的味道。帶了這種味道的一種出行解決方案，顯然既不“經濟”，也因與時代精神相悖而難以持久。

如何改善這個方案呢?大約也只有兩個途徑：

一是甲乙二人商量好，今天你“最優”，明天我“最優”，沒有了“總是倒霉蛋”的擔憂，二人的心情應該輕松不少，于社會和諧而言，有百利而無一害。在現實中，甲乙的“商量”當然不可能，于是就需要派車平臺有一顆足夠公允的心，甲乙二人的利益都照顧到，當然也就沒矛盾。

二是多派車。如果在甲實現“最優”的同時，還有一輛C“滴滴”距離乙也只2分鐘的車程，于是甲乙二人就實現了“共贏”。不過，新問題馬上就跟過來，“滴滴”運力陡增50%，B“滴滴”的心情馬上就不爽。

如此看來，太簡單的例子，許多時候很難準確說明一個復雜問題，尤其當這個問題還帶了博弈味道時，“小例子”非但不能幫忙，助人理清思緒，反而還會添亂，有打馬虎眼的嫌疑了。“懂經濟”的解釋者舉這么個“小例子”，寬慰“我為什么總叫不到最近的‘滴滴’”的抱怨者，有心也好，無意也罷，多少還是讓人心里不舒服。

其實，要讓抱怨者閉嘴，大約也不是什么登天難事，只需讓“打車人”時不常地嘗嘗“最優”的滋味即可，比如，叫“滴滴”十次，有五六次“最優”，估計便沒人滿世界瞎叨叨，叫十次“滴滴”，一次“最優”也沒有，打車人有意見，也真是再正常不過。現在信息技術極為發達，“滴滴”平臺要有心把每個乘客都照顧到、照顧好，在技術上應該一點兒難度也沒有。不愿意做或者沒想到可以這么做罷了。

當然，大家總有“叫不到最近的‘滴滴’”的疑惑，還可能存在一種情況，即平臺或有自家的“親兵”或“盟軍”，在這種情況下，有生意、有好生意，依了凡夫俗子的心路歷程揣度，當然“肥水不流外人田”，肯定要給自家人做。若真存在這層關系，打車人總也叫不到最近的車，當然也就沒啥可奇怪的。

因此，大家討論“最近的‘滴滴’為什么總也叫不到”這個純技術的問題時，前提條件一定是存在著一個“純技術”的平臺。沒有這個基礎——當這個平臺既是“裁判”又是“運動員”的時候——討論這樣的純技術問題，就實在沒意義。

(作者系證券時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