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別《中國好聲音》一年后，導師那英回歸。

持續六年參與一檔綜藝節目，那英眼見中國的流行音樂類型越來越豐富，變化越來越快，擔任導師的同時，她也經歷了自己的迷茫。

調整過后，她重新回到導師席，繼續探索培養音樂新人的可能性，這是她參與這檔節目的初衷。

作為極少數仍然活躍在一線的天后級音樂人，那英成名于九十年代流行音樂的黃金時期，直到今天，她仍然是熱門影視歌曲的主力歌手。她的舞臺經驗，也一直是吸引學員的王牌。

教學相長，那英和學員們在各自的世界里經歷著自我更新。臺上的學員，在她眼里還是一群青澀的孩子，他們成長于音樂極大豐富的環境，但那英覺得，今天這些年輕人才到了一個最殘酷的階段。

角色：“評論別人，我有資格嗎？”

遇見《中國好聲音》之前，那英花三年時間開了出道二十年的世界巡回演唱會，推出她的第八張個人專輯，在自己的世界里突飛猛進。

1988年，這個東北大妞跨過了山溝溝，參加了那個年代的“好聲音”，憑借翻唱蘇芮的歌拿了金獎，被當代著名女作曲家谷建芬賞識，納入門下。

“如果一個純粹的歌者把詞曲創作的這首歌二度創作之后，能夠那么動聽，這也是沒有人能取代的。”那英說。

從《霧里看花》到《征服》，那式情歌漸漸走向成熟，高曉松用“溫暖遼闊”形容她的聲音。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正是流行音樂的黃金時期，那英身處其中，扶搖直上。在時間的淬煉之下，那英在華語流行樂壇的地位越來越穩固。

《中國好聲音》籌備期，節目總導演金磊登門拜訪那英，“說有這么一個音樂評論節目，希望我參加，然后希望我對樂壇有所貢獻。”那英的第一反應是抗拒，“我從20歲唱歌唱到現在，突然間讓我去評論別人，我有這個資格嗎?”

那英回憶，2012年前后的流行樂壇平淡無奇，沒有一絲波瀾。中國的流行音樂需要新鮮血液，需要多元化的聲音在當時并不多見。

金磊不死心，跑了第二趟，講了很多“夢想”和“社會責任感”，“金磊導演是很會講夢想的，講了很多對音樂的責任，把我的形象說得特別高大”，講到最后，那英覺得，“天哪，我要不來《中國好聲音》對不起中國的流行樂壇。”

那英說，她來好聲音的初衷，只是想把一個歌者唱到現在所積累的對音樂的理解，對音樂的態度都拿出來，分享給年輕人。

但是，等坐在那張紅轉椅上，她才明白“后生可畏”這件事，“突然發現臺上每一個人都那么發光，那么自信，他們唱得那么個性，甚至有一些高音我根本達不到，他們都敢唱，我才知道我們真的要重新認識自己。”

第一次為誰轉身，那英記不太清了，但有個歌手，令她至今難忘。那次，她從背后聽到有人唱鄧麗君的歌，“唱得甜美之極”，她轉身才發現，站在臺上的是個盲人。那一刻她被震撼，不僅僅是因為音樂，“不管為了音樂，還是為了生活，總歸她能夠把一件事做得這么好，你會非常敬仰這樣的人。”

那英坦言，一個學員能夠打動她，關鍵在于聲音里的“純粹”，她尤其青睞聲音的敘事感，里面有情感爆發，只要在某個瞬間扎到她的心，她會毫不猶豫地轉身。

有時候，看到她的手放在按鈕上空，欲拍不拍，有些糾結。那英解釋道，糾結的地方不在學員唱得不夠好，在于那一刻她需要思考，“對這種聲音轉了之后，接下來怎么規劃，怎么為他選歌。唱得不夠好，就不會糾結了。”

穿著綠色T恤，抱著吉他的梁博登上《中國好聲音》的舞臺，用近乎撕裂的嗓音唱了一首《長安長安》。在座的導師們對這種搖滾唱法保持觀望，但那英還是為梁博轉過身來，“你要再拖個半分鐘就錯過了，必須要轉身了，我要對這個聲音負責任。”那英說，轉身的同時還是迷茫的，不知該如何規劃這個聲音，只是被聲音里的固執和堅定打動了。

今天再看梁博，那英評價他是一位“具備全面素養的音樂人”。決賽前，那英決定帶他拜訪崔健，“我認為他可以去見崔健，”退一步講，至少能更堅定他在音樂道路上做自己。

梁博事先并不知道自己能見到這個中國搖滾教父級人物。等崔健真正站在他面前的時候，他突然有種想哭的沖動。

比賽結束后，梁博遠離喧囂，去國外進修。“他是一個善于思考的人，知道自己要什么，小小年紀，挺能沉得住氣，”那英說，這是她最欣賞梁博的地方。

生態：網紅趨多，經典趨少

第八季《中國好聲音》還在播出，導師對戰環節，李榮浩幫學員選了一首網絡歌曲《你的酒館對我打了烊》。這首歌在今年年初上線后，在網易云音樂的評論已過十萬。

網紅歌曲登上官方衛視音樂評論節目，這是個新聞，因為它突破了圈層，打破了網友們慣有的鄙視鏈。有熱心網友跑去原唱陳雪凝的主頁給她留言，提醒她“上《中國好聲音》第八季了”。

這個舉動在微博上也引起一場關于音樂鄙視鏈的爭論。李榮浩在微博一口氣列了八條理由反駁這種鄙視鏈，他大聲疾呼，“不要再給音樂分高低貴賤”。

人們對網紅音樂的批判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是種政治正確，沒有人輕易敢夸它。面對當下產生的爭論，思考過后，那英的觀點與李榮浩趨同，欣賞音樂只有喜歡和不喜歡，“是一種非常主觀的感受。”

那英不認同網絡歌曲被矮化的偏見，她更傾向從創作的立場解讀它，“我以前從來不知道還有這么多年輕人寫的歌，都非常有個性。”

那英有時也聽網絡歌曲，“網絡歌曲有好的，有的一直環繞著你的生活，走路吃飯開車的時候，經常會有那么幾句神曲灌入你的腦海中，你永遠忘不掉，覺得‘今天我怎么一直都是這句’，比如說《我們不一樣》，它有它紅的道理。”

但不可否認的是，網絡給音樂生態帶來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這個時代是匆忙的，音樂是碎片的，人們的習慣在改變。”那英說，一首歌前面20秒不好聽就被切了，這也造就了很多音樂不能成為經典。

出道三十年，那英眼見這個行業的競爭愈演愈烈，“就是每一個你看不見的音樂人，他都有可能走到你前面，”那英說，現實不是你今天站到小小的舞臺，年紀輕輕地就會一直走得長遠，可能突然有一天在另一個平臺冒出另外一個網絡歌手。但是，“誰也不想做一個默默無聞的歌手。”

那英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站在華語流行樂壇的十字路口，忍不住感嘆九十年代的幸運。

1998年的春節，她和王菲要合作一首《相約九八》。兩個人在錄音棚從晚上八點唱到凌晨兩點多，“我會聽她唱那一句的情緒，好知道我接下一句的情緒，然后我要唱哪一句，她怎么加和音。”那英回憶，那個時候的歌手能潛下心來為一首歌揣摩，讓它變得更豐滿，讓詞曲作者滿意，“我們也有這個能力把它變得更好。”

兩人共同創作的默契給那英的一九九八年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二十年后，兩人再度創作《歲月》，那英說，這首歌也是歲月的產物。春晚開始，兩人手牽手登上舞臺，“真的是20年，老了，從容了。”

只是，在她看來，現在一些剛剛開始嶄露頭角的年輕歌手，他們才到了一個最殘酷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