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音樂家》透過冼星海創作生涯最后五年間的故事，在中哈兩國之間譜寫出“一帶一路”最早的史詩式篇章。

詩言志，史為鏡。透過銀幕鏡像，將“詩與史”融合為一。

由中國與哈薩克斯坦首度合拍的這部傳記電影《音樂家》，由中國一級導演西爾扎提·牙合甫執導，他所追求的正是這樣一種將“詩與史”融為一體的美學風范。

在20世紀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與中國抗日戰爭的烽火硝煙里，中國著名的人民音樂家冼星海曾在異國他鄉，與哈薩克斯坦素享盛譽的音樂指揮家拜達卡莫夫及其親人之間結成了十分珍貴、患難與共的戰斗情誼，冼星海的創作靈感由是煥然而勃發，相繼寫出了一部部悲壯而氣勢宏偉的交響樂，在中國與哈薩克斯坦之間壘起了一座文化匯通的橋梁。

與某些以奇觀式感官刺激而融入“泛娛樂化”潮水的拜金式商業大片或準主流大片不同，這部新作《音樂家》，在敘事結構、鏡像造型以及主人公命運與性格的刻畫上，別開新的氣象，特別以象征性時空穿梭的詩意筆觸，透過冼星海創作生涯最后五年間鮮為人知的一段故事，在中哈兩國之間譜寫出“一帶一路”最早的史詩式璀璨篇章，恰似一曲曲濤聲澎湃的“海”之歌，讓我們的心靈為之深受震撼。

這部電影在藝術創新上給出的亮點，不妨歸結為如下兩點：

其一、禮贊崇高：該片敘事的主體結構，緊緊地延伸于冼星海與哈薩克指揮家拜達卡莫夫在音樂創作上互為激勵，交相輝映的歷史足跡，重新發掘出這段史跡所蘊含的厚重文化底蘊，引領我們達于崇高的美學境界。

故事追溯到半個世紀之前，冼星?；?ldquo;黃訓”與袁牧之等人于1940年5月，為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一起遠赴莫斯科，去做配樂與后期制作，不料卻遇到納粹德國突襲蘇聯，由此爆發了蘇聯全民奮起抗擊納粹的偉大衛國戰爭。在1941年，在鐵與血的戰爭里，《延安與八路軍》的膠片全部遭到焚毀，隨后，冼星海因新疆軍閥盛世才關閉中蘇邊境的秘密通道回國受阻，輾轉流亡到了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舉目無親、饑寒交迫之際，竟巧遇著名的音樂指揮家拜達卡莫夫，他慧眼識珠，流水知音，將星海聘請到他的交響樂團擔任了小提琴手，還把他安頓到姐姐達娜什家里寄宿，她的家，雖然房屋簡陋而狹小，只騰出一間直不起腰來的小閣樓讓他棲居。然而，達娜什和她的小女兒卡麗婭，在極端艱苦的生存條件下竟給予他親人般的照料與溫暖，星海為這個破碎的家也帶去了音樂與溫暖，并時常出外賣苦力掙錢來換取面包。因得到拜達卡莫夫及其家人的親情、尊重與激勵，冼星海稍稍安定下來，其創作靈感如泉水般噴涌而出，相繼寫出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戰》、《滿江紅》等激勵人心的音樂佳品力作，特別還為哈薩克的民族英雄譜寫了交響史詩《阿曼蓋爾達》，在哈薩克斯坦引發出全民轟動的文化效應。

其二，融鄉愁于家國情懷：以象征性手法，在鏡像的造型意境上，將哈薩克的“小閣樓”與延安的窯洞交互穿插與對應，烘托出星海內心世界的充實與豐盈。顯然，它與一般故事片里“閃回”段落的運用有所不同，這是一種大寫意的創新，注重的是象征性意涵的提升。這里，既有星海對延安窯洞里妻子與愛女(錢韻玲與冼妮娜)刻骨銘心的牽掛，又有對祖國母親的深切懷念，特別是在心海里時時“閃現”出1939年在延安第一次演出《黃河大合唱》的盛況，“黃河在咆哮”、人民掀起抗日的風暴如火如荼。這種象征性時空的穿梭，將延安作為中國革命的燈塔凸顯得無比光輝而耀目，這里所折射和揭示的正是支撐星海音樂創作與時代風云交匯的內在動力，也是他心靈世界所依托的民族文化血脈的精神底座。

誠如黑格爾老人關于史詩的莊嚴性所給出的論述：“一種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觀和客觀存在，經過由它本身所對象化的具體形象，即實際發生的事跡，就形成了正式史詩的內容和形式。”更強調說，“史詩這種紀念坊簡直就是一個民族所特有的意識基礎。”這部新片《音樂家》所呈現的鏡像格局，給予我們抒發民族大義的史詩大片創作帶來了可貴的藝術啟迪。當今，為超越浮夸、拜金與媚俗等不良趨向，中國電影藝術家需要不斷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質與品格，以文化的自覺與自信，不斷譜寫出謳歌我們中國社會主義特色新時代的璀璨華章。

這里，還應特別提到的是，由胡軍、袁泉和哈薩克著名表演藝術家別里克·艾特占諾夫和阿魯贊·加佐別科娃所分別飾演的四位主角：冼星海與愛妻錢韻玲，以及哈薩克指揮家拜卡達莫夫和姐姐達娜什，他們在各自的角色創造上都達到形神兼備的化境，如在風雪嚴寒的小閣樓上，胡軍所飾演的星海，頭頂肩披著毛毯，拳縮著身子，手執筆竟在五線譜上疾走如飛，他的創激情何其充沛!正是這樣一個個鏡頭縈繞我們心田而令人潸然淚下。這些杰出的表演藝術家，顯示出非同凡響的藝術造詣，凸顯出“一臺無二戲”的美學豐采。

當今中國正昂首闊步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中國電影創作及其產業也日漸走向興旺，其規模與影響力，彰顯出我們國家軟實力的一個重要標幟。然而，中國要從世界電影大國走向電影強國，任重而道遠。當今，亟待以開放而有容乃大的胸襟與世界展開全方位的對話。以“閃亮”影業公司牽頭，積四五年來堅持不懈的努力與推進，終于以文化的大手筆，將中哈合拍的首部傳記電影《音樂家》搬上了銀幕，為中國電影產業提供了一個富于審美創新意境的范例。是的，我們的電影制片家與藝術家，需要從《音樂家》的創作獲得啟迪，應秉持我們民族主體性的文化優勢，既謙遜而好學，又自信、平等、得體而包容地融入人類現代文明進步的時代主潮。誠所謂國無分大小、強弱、高低，人類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鑒的動力。

我們中國藝術家需要傾心竭力以促進中國與世界的民心相通，讓世界觀眾喜歡親近并愛看中國電影，特別在推動“一帶一路”文化創新、交流與互鑒的新征程上，踏踏實實地邁出我們新的步履。(作者系北京電影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