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迫近7的整數關口。那么，人民幣貶值是否會帶來我國的國際收支風險。從理論上講，匯率的波動會帶來經常項目和非儲備金融項目較大幅度的變化，匯率上升會引起對經常項目逆差的擔憂，而匯率下降會帶來對金融項目逆差的擔心。

由于非儲備金融項目中證券投資與其他投資對匯率變化較敏感，若人民幣匯率快速貶值，匯率對金融項目逆差的影響較經常項目順差的影響更大。如果因匯率貶值較快帶來國際收支風險，不僅會形成匯價與國際收支賬戶的惡性循環，也可能會形成與國際收支相關的金融市場風險。同時，也可能會從國際收支渠道影響到基礎貨幣投放，進而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的穩定性。因此，穩定匯率對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至關重要。當前是否需要穩定匯率來保證我國國際收支平衡，這需要從國際收支分析入手。

從我國國際收支賬戶的歷史變化可以看出，在2014-2016年人民幣匯率快速貶值過程中，經常賬戶持續維持在800億美元(按季度)的順差狀態，而非儲備金融賬戶持續維持在500-1500億美元(按季度)的逆差狀態。這一階段，由于經常項目持續保持順差，即便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快速貶值，非儲備金融項目逆差較大，但總體上看國際收支風險可控。直至2017年美元指數回落以及國內經濟基本面企穩后，非儲備金融賬戶逆差快速減少并維持在500億美元(按季度)的順差規模。

2018年以來，隨著外貿不確定因素增加，經常項目出現逆差，但非儲備金融賬戶仍然保持順差狀態。2018年一季度為988億美元，二季度為299.5億美元，延續2017年一季度以來凈流入趨勢。與此同時，今年以來外匯儲備余額逐漸穩定在3.1萬億美元左右。

雖然目前我國跨境資本流動形勢依然保持穩定，但三季度以來隨著人民幣匯率快速貶值，風險有所抬頭。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非儲備金融賬戶凈流入規模快速下降，三季度可能會由順轉逆。雖然一季度凈流入規模988億美元，而二季度快速回落至300億美元。6月中旬以來，人民幣匯率貶值幅度加快，跨境資本流動必然面臨更嚴峻的局面，三季度非儲備金融賬戶很有可能會呈現逆差。二是最近三個月銀行代客結售匯差額再次由順轉逆。三季度代客結售匯差額轉逆，且逐月擴大。一旦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加速，非儲備金融賬戶的逆差或惡化，因此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有利于防范國際收支風險。

從短期來看，逆周期宏觀審慎措施仍需繼續加強。為穩定人民幣外匯市場情緒，仍需在穩匯率的政策措施上下功夫。主要包括：通過在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發行央票，以抬高做空人民幣成本以穩定人民幣匯率;繼續運用好“暫停上海自貿區分賬核算單元”、“逆周期因子”等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措施。

從長期來看，擴大資本市場開放是對沖人民幣貶值壓力的重要制度創新。國際投資者對一國匯率的合理定價包括影響該國匯率的金融開放等制度因素。一國金融開放程度不夠或者金融市場不夠健全，容易造成該國貨幣被低估以及跨國資本流動的不穩定。今年以來，債券通利好持續和A股國際化程度加快等因素影響，證券投資項下跨境資本凈流入持續增加，境外機構開始積極增配境內人民幣債券和股票資產。未來積極準備滬倫通、放寬QFII和RQFII準入標準以及擴大境外資金投資范圍等，無疑會促進A股市場投資者主體的多元化，增加注重基本面價值投資者主體，從而增強跨國資本流入的動力，有利于資本市場的長遠發展。

今年6月中旬，外管局發布《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外匯管理規定》、央行會同外管局發布《關于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總體來看，除在額度方面尚存在宏觀審慎管理外，QFII、RQFII其他方面的限制已經基本放開，這些政策的松綁將提高外資進出的自由度和便利度，從而強化外資的投資預期。

可以預見，我國資本市場開放與外匯管理放開的制度變革所導致的跨國資本流入某種程度上可以抵消外圍因素，比如美元指數對人民幣匯率造成的壓力。資本市場成熟度的提高以及配套合理的外匯管理制度將有利于增強人民幣計價資產的吸引力，最終為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合理定價打下良好的市場基礎。反過來，國內資本市場越成熟、外匯管理便利度越高、人民幣匯率定價越市場化，反映跨境資本流動的非儲備金融賬戶才會更加健康，國際收支風險才能在真正意義上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