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消息，據《美國展望》雜志報道，為了加強數字技術研發工作，美國應成立一個專注于數字技術研發的民間機構，統籌各個政府機構的數字技術研發工作。

我們都看到過那些危言聳聽的報道，稱美國在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的信息技術領域正被其他國家所超越。如果美國想繼續在數字技術領域保持世界領先地位，就必須加強自己的公共信息技術研發工作。

事實上，美國似乎甚至沒有意識到全球競爭即將來臨。的確，奧巴馬政府發布了一系列關于人工智能、大數據以及其他涉及信息技術和計算機網絡等熱點話題的戰略計劃。不過，總的來說，這些政策文件只是對現有的公共研發項目進行了微調，沒有提供任何新的資金或資源——無論如何，共和黨人領導的國會都不太可能提供這些資金或資源。就特朗普政府而言，似乎滿足于讓像谷歌這樣的硅谷巨頭在美國未來數字領域的投資上帶頭向前。

對于美國政府來說，數字領域研發的優先級到底有多低?2016年，美國在信息技術研發項目上投入了48億美元，這些項目分布在14個機構中，其中有美國國防部、美國國家核安全管理局、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以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這些完全不同的工作由國家信息技術研究與發展小組委員會(N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ubcommittee)協調，該小組委員會隸屬于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后者成立于1991年，辦公地點位于白宮。

換句話說，美國政府數字研究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可以追溯到社交媒體、智能手機、甚至我們所知的互聯網出現之前。在這一框架下的項目仍然分散在主要致力于其他任務的聯邦機構和部門，諸如國防部或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等機構主要致力于如國防或基礎衛生研究。對這些機構來說，數字技術的研發仍將是實現各自政策目標的一種手段，而不是一個整體的國家目標。更糟糕的是，美國政府缺乏自己內部的數字專業知識來處理計算機網絡和信息技術持續發展所帶來的政策問題。

然而, 對全球技術競爭和美國自身的數字技術研發赤字所帶來的挑戰有一個答案:美國需要一個專門進行信息技術和計算機網絡技術研發的民間機構，提升自己在政府內部的地位，就像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在航空航天領域所做的那樣。憑借自己的專門預算，這樣一個民用信息技術研發機構將開展尖端的數字技術研究，并成為一個統一的政府支持機構，能夠為美國的信息技術優先項目提供資金。

美國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最初的章程是民用數字技術研發機構使命的良好典范。1958年，美國進行了一場太空競賽，國會宣布“美國的總體福祉和安全需要要求我們為航空和太空活動提供足夠的資金保障”。盡管存在明顯的差異，但在今天的信息技術和計算機網絡領域，情況差不多也是如此。但鑒于我們社會的基本運作越來越依賴于數字技術，如今的風險可以說更高。為了執行這一核心的研發任務，該機構將進行基礎研究，開發技術，以保持美國在新興的全球數字主導地位競賽中的優勢，以拓展自身在信息技術和計算機網絡的優勢。

更重要的是，一個民用數字技術研發機構可以成為美國政府內部數字專業知識的一站式服務機構。它可以向其他部門和機構提供相關建議,如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和聯邦航空管理部門在自動駕駛數字技術方面需要出臺的政策問題，使這些機構無需發展自己在數字技術方面的專業知識，并將他們的注意力和資源集中在他們自己的核心任務上。

當然，這樣一個機構的建立和運營需要花費大量的資金。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最近的年度預算接近200億美元，主要用于載人航天、機器人探索和航空研究。相比之下，由于很少有火箭和空間站這樣的大型昂貴項目需要資助，一個數字研發機構每年的成本可能會比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要低。(粗略估計一下，僅在2018年，美國財政部就會因為特朗普減稅而減少了1350億美元的財政收入。)鑒于現任政府對科技行業和科技行業本身普遍持敵意態度，成立這樣一個機構很可能必須等待一個更友好的新總統和國會的到來。

對數字技術研究的公共投資當然無法代替國防和私人研究投資，而是一種補充。憑借100億美元的總體預算和專注于研發的使命，該機構可能會發現自己與甲骨文和Facebook等大型科技公司一樣，在研發資金方面大同小異。盡管如此，這些投資將為公眾提供一種平衡力量，以抗衡這些公司的巨大經濟實力，引導我們社會的數字未來走上他們自己能夠決定的道路。

如果美國在上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應對蘇聯太空挑戰的方式與今天應對全球數字挑戰的方式一樣，美國宇航員將永遠無法離開地面，更不用說在月球表面留下他們的腳印了。還有一個更好的辦法:建立一個數字領域的國家航空航天局，統一信息技術的公共投資，并使美國有能力駕馭數字技術進步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