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總體保持平穩增長態勢，在經濟改革深入推進的大背景下，新舊動能的轉換工作穩步推進，創新模式、創新業態頻出，新興產業蓬勃發展。

但隨著新興金融市場不穩定、中美貿易摩擦等外部環境壓力的凸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改革的持續深化也面臨著新的挑戰。

推動政府部門去杠桿

“去年以來，政府高度重視宏觀杠桿率的問題，特別是在金融去杠桿方面。”原中國保險監督委員會黨委副書記、副主席周延禮表示，今年一季度以來，去杠桿成效顯著，總體來看，中國金融業去杠桿已經進入了穩杠桿階段。

降政府部門杠桿率是去杠桿的重點工程。是什么因素推高了政府部門的杠桿率?周延禮認為，其一，地方政府擔負著地方經濟增長重任，同時也面臨著財權、市權不匹配的困境，導致地方政府再融資平臺的大量組建和負債的增加;其二，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背景下，穩經濟、穩就業的職責也要求政府進行逆周期加杠桿操作，這就可能導致產能過剩、借新債還舊債等問題，進而導致杠桿率上升;其三，間接融資市場使得金融市場格局嚴重分割，特別是實體經濟回報率低，這同時也是企業高杠桿的內生原因。另外，信用邊界模糊、市場機制缺失也都是杠桿率攀升的重要原因。

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認為，政府部門杠桿率攀升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政府部門預算軟約束的問題，二是財政支出剛性和低效率問題。

任澤平分析稱，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占比偏高，居民占比偏低。雖然政府占有大量的國民收入，但我國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以及醫療、教育等社會公共服務水平顯著低于發達國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將大量的財政收入用于基建和財政供養。因而，要推進政府去杠桿必須要提高政府財政支出效率，提高預算的約束力。

以市場化改革去國企杠桿

長期以來，因為更好的企業治理和更高的經營效率，民營企業的利潤高于國企，但是，近年來，上述情況發生了變化，國企利潤反超民企，有觀點認為，其主要原因在于國企的壟斷地位。

任澤平認為，在國企去杠桿的過程中，需要高度重視民企的生存困境和全社會的資源錯配問題。未來應該大力度、大規模放活中國的服務業和能源等基礎性行業，促進市場公平競爭，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此外，在去杠桿的過程中還存在一個重要問題：虧損的企業該不該去杠桿?

周延禮表示，首先要搞清楚這些虧損企業屬于市場出清甚至是“僵尸企業”，還是債務率偏高但具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如果屬于前一種企業，那么需要采取市場出清的方式來解決企業經營管理問題;如果屬于后一種，則去杠桿的工作要繼續進行。

對于如何把握好去杠桿的節奏和力度，周延禮認為，要處理好以下幾點。一是處理好企業的業務增長和效益之間的關系。拖累企業效益增長的部分要堅定的去杠桿，同時在此過程中，還要把握好業務增長幅度和經濟需求管理之間的關系。二是在出臺去杠桿政策時，要給市場和企業緩沖期，傾聽企業和市場的聲音，做好充分的溝通工作。三是加強預期性管理。在推進去杠桿的過程中，要確保企業的平穩過渡，保證去杠桿不至于影響企業的質量、效益創新。四是在去杠桿的過程中，要對企業的資金加強流動性管理，使企業資金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動性。

房地產去杠桿的“德國藥方”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房價的攀升，不僅使居民負債率增加，并且對消費產生了擠出效應。

任澤平提出，房地產去杠桿的關鍵在于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這樣才能實現供求平衡和需求的平穩釋放。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國際合作機構首席代表吉樂提出的“德國藥方”，對我國的房地產部門去杠桿具有啟示作用。

“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房地產市場都存在泡沫化問題，但是德國卻是例外，從70年代到現在，德國房地產價格指數基本趨穩。”吉樂解釋稱，與其他國家房地產融資最大的區別在于，德國的利率非常穩定，并且貸款與房地產價格比偏低，大概有60%左右。這樣的房地產市場體系使得德國的房地產擁有率與其他國家相比較低。

作為互補，德國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租戶保護體制，在這樣的體制下，租戶能夠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同時租戶在德國生活時間越長，租房的時間越長，受到的保護就越大。此外，德國還規定了房租的上浮幅度來保障居民的基本租房需求。

吉樂表示，要解決房地產部門去杠桿的問題，不能僅僅從金融的角度考慮，也要考慮其背后的居民購房、負債意愿。吉樂建議，中國要對房地產融資進行改革，提高居民的負債成本，同時要建立起租戶保護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