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商業領域看到諸多類似的現象：當顛覆性事件發生時，那些沒有做好準備的公司總是會被擊垮，更談不上“不浪費每一次危機”。
未來，顛覆商界的超級巨浪（rogue waves）將更為頻繁。因此，我們與一些全球領先的組織合作研究，以確保他們能夠看清楚未來變數中隱藏的機遇。我們也發現了，在未來幾年內中國企業所面臨的挑戰和創新機遇。
首先，全球的顛覆性浪潮，正在塑造著中國與世界的新關系。其次，我們還關注到中國國內的“暗流”將決定新的賽道以及企業如何在發展過程中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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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全球化
全球貿易協作正朝著新的、出人意料的方向發展。美國最近加強了對先進技術的監管控制，這將加速中國不惜付出高昂的代價來實現技術的獨立性，同時中國的制造業需求和人口增長結構將開始放緩。
跨國公司可能會面臨日益嚴重的保護主義，因為各國政府都試圖為本國人民和貿易伙伴保護自己的市場、資源和增長成果。美國的《通貨膨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中透露出這一趨勢，該法案優先考慮國內生產，并鼓勵先進制造業向其他北美國家（主要是墨西哥和加拿大）轉移。作為回應，中國必須努力利用其區域影響力，主導整個亞太地區的高價值服務和商品創新環節。
全球秩序將重新定義。烏克蘭沖突導致美國的許多盟友優先考慮能源供應問題，而不是與美國的聯盟。較小的經濟體可能會吸取教訓像冷戰期間那樣，為了安全與大國結盟；也可能想要扮演中立的角色。對中國來說，這種地緣戰略轉變是一個機遇。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可能主要是軟實力的結果：獲得資本、基礎設施、資源開發和就業機會。
貨幣混亂
隨著資本成本的上升，美國國際證券交易所（international stock exchanges）更加注重短期盈利能力，而不是長期的增長。相比之下，中國的政策則側重于將長期投資作為戰略的重點。
中國的企業管理者需要謹慎地把握這種短期盈利和長期主義的平衡。出口和生產將繼續向東南亞、非洲和東歐轉移。但每個地區都將面臨與中國不同的通脹環境。一般情況下，這些國家的金融和貨幣政策可能會與人民幣匯率的步調不相一致。
這種短期主義還將影響越來越多的獨角獸公司，如果它們的盈利速度不夠快，只能接受投資者轉向下一家估值更高的公司。在許多外國市場，隨著通貨膨脹和國際利率不斷上升將造成全球扭曲，未來增長的價值正在降低。但那些以犧牲未來以獲取眼前利益的公司最終會失去他們的收益。
貿易機制
隨著全球貿易重心持續轉向中國，受到美國制裁的國家將尋求使用替代機制，甚至替代（美元）貨幣進行貿易。
幾年前，人們認為另一種貿易機制的興起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長時間，但隨著中國在數字貨幣領域逐漸占據領導地位，以及在未來幾年內不可避免地與債務國重新談判，中國貨幣在國際貿易流量中的比例可能會大幅上升。這些貨幣所帶來的國內價格的穩定可能有助于穩定進出口成本。
中國品牌
《青年中國》（Young China）的作者扎克·戴奇沃德（Zak Dychtwald）表示：“無論公平與否，中國品牌在過去幾年內都受到了沖擊。”烏克蘭問題、新冠疫情等對新興經濟體的影響尤為嚴重。
在未來的幾年里，中國的國際聲譽可能會有顯著的提升，這取決于它如何與債務國合作，進行債務重組和管理通貨膨脹，但有待確定。
亞洲崛起
預計到2024年，超過一半的亞洲人將成為“中產階級”或“富人”（按2017年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對資源的需求大大增加，將同樣推動著機遇的出現。這些新公司首要地將會為本地客戶提供服務，但同時也會尋求全球性擴張，從而創造新的競爭力來源。
中國政府希望，到2025年能夠將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17%以上。隨之而來的，將是對資源日益增長的需求。例如，鋰開采的地理集中度將決定電子設備生產中的贏家和輸家。目前20%的鋰礦開采在澳大利亞的一個礦山，40%的已知儲量在智利。競爭和貿易關系的結合不僅會決定商品的價格，還將決定誰是贏家。
數字化價值
隨著企業的轉型，數字化將繼續提高效率。但問題是，誰將創造價值，又是誰將享用價值？哪些公司創造了新的奇跡？誰能使用更少的資源獲得了更多收益？這種平衡將是企業、政府和消費者三者關系的核心。
在增加稅收和就業的同時，能夠提供更好服務的數字化商業模式很有可能會蓬勃發展。而那些不為大眾利益服務的企業就會發現自己會被當地競爭對手排擠和淘汰，并受到更嚴格的監管。面對結構性增長的放緩，政府優先考慮的是人們的福祉，那些既能考慮大眾利益同時又創造利潤的公司才是最后的贏家。
經濟刺激
由新冠疫情所導致的經濟放緩和不可預測性限制了出口量的增長和規劃。與此同時，不斷上升的生產成本正鼓勵企業為降低用工成本而進行產業轉移。
通過降低債務成本和促進就業來刺激消費，可能會起到刺激經濟的效果，但這一挑戰要求一種更加強勁的知識驅動型服務業。服務行業的低技能和中等技能勞動崗位的增加，比如養老、兒童保育、文化、旅游、體育、房地產和家政，可能會刺激低技能勞動力就業，并在難以自動化的領域穩定貨幣流通速度，但這不太可能支持整體收入增長的目標。與此同時，中國的低技能勞動力與許多其他國家相比也不再具有成本上的競爭優勢。
中國知識服務經濟的發展，很像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所經歷的轉型，當時美國制造業工作崗位不斷減少。就像在美國一樣，這一政策轉變將推動一大批新贏家誕生，但許多沒有做好準備的人則會發現自己根本沒有機會。
消費增長
中國需要拉動國內消費。由于失業率偏高，無論是年輕的高技能勞動力還是老齡化的低技能勞動力都不好找工作，消費者支出就會受到限制。如果不能為剛畢業的大學生創造預期的就業機會，將影響未來幾年的消費。
然而，如果市場改革轉向先進的服務業、制造業和金融市場，以推動高技能就業崗位的增長，那么中國將會留下大量低技能勞動力占主導地位的地區。隨著這些低技能工人年齡的增長，他們將越來越難以重新進入就業市場，這又將對社會保障系統造成壓力。
綠色經濟
碳排放壓力亟待綠色增長。產生污染的不僅僅是舊能源。大部分能源將被用于運輸、供暖和制冷，這些應用約占目前排放量的四分之一。與此同時，農業也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畜牧業占到了碳排放的19%。另一個碳排放的主要貢獻者是建筑業。如果建筑用鋼和混凝土的需求量繼續增加，建筑業對碳排放量的影響只會被放大。
全面自動化
大型制造企業的大規模的數字化、全面自動化的同時，也會面臨擁有最新數字技能的高素質勞動力不足。
美國的短視在這方面提供了一個早期的預警：美國依賴于從國外引進高素質勞動力，并不斷解雇職業生涯較長的工程師，而不是隨著工業需求的變化去提高員工的技能。盡管中國的教育水平大幅顯著提高，但滿足未來需求的綜合技能教育可能會發生巨大的變化。
當你考慮到你的組織正面臨著這些變化時，你可以問問自己，你現在可以主動做些什么來應對這些風險？如果你不提前應對，而是深感未來的顛覆性正在增強，那么唯一合理的結論就是：你有可能被顛覆，而不是成為顛覆者。
作者簡介：
喬納森·布里爾（Jonathan Brill）是未來風險專家、演說家，他專注于研究在不確定性之中的成功創新。曾在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教授過企業領導力。著有《瘋狗浪：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劇變》（Rouge Wa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