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上起床，去做一份根本不喜歡的工作，我工作只是為了錢，可錢還少得可憐，我每天都付出更多努力，但情況完全沒有改變，我不只是累，我是筋疲力盡。”
(資料圖)
這是美劇《小謝爾頓》里面的臺詞，說出了“打工人”的心聲。
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流行用“打工人”一詞自我調侃。
▲作家楊照和鋼琴家女兒
一條專訪了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楊照，和他聊了聊“打工人”。
楊照，畢業于哈佛大學，20多歲時便立志于做一個沒有頭銜職位的人。
近期，他出了一套音頻節目，解讀德國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的思想。韋伯所說“職業”和“志業”的區分，正擊中當下年輕人、甚至中年人的心理。
在我們的專訪中，楊照以韋伯思想作為“工具”，談了談當下“打工人”所面臨的種種情況，比如35歲的年齡門檻、內卷循環，對于大廠職位、公務員的追求心態等。
“中國年輕人，是非常有能力的世代，照道理講，如果爆發出來，應該能達到一個高度。”
“打工人”這個詞變得流行，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打工”在中文里面從來不是好事，表示這不是一個穩定的工作，而且酬勞不高。“打工人”，延續著這樣的負面聯想，它恐怕是從香港，尤其是香港電影里過來的。
許多人感覺到同病相憐，一來不是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更進一步，你覺得這個工作隨時都可能失去，你和工作之間還是一個游離的關系。
▲《我的解放日志》劇中上班族
我在大學念歷史系二年級時，開始讀韋伯。任何一個人不可能獨自在孤島上過日子，我們必然活在社會里，韋伯建立了這個知識的系統，指引我們如何去思考現代社會，讓我們面對社會的種種疑惑時，不至于那么無力無奈。
韋伯所說“職業”和“志業”的區分，正擊中了我們的心理。
念歷史系，畢了業出路在哪里？那叫做“職業”的考量，意思是我們去適應現實的系統，把自己放進既有的框架里，找到一份工，領薪水。但你要記得，這不是生活里最應該重視的事。
韋伯提醒我們，人和工作的關系應該要去追求志業（vocation，表示是一種神圣的召喚），而不是職業（profession）。
在一生當中，你的生命如果要活得有意義，非做不可的事——那叫做志業。人們在這個志業上面安身立命，得到自己的尊嚴，以及一種創造的成就感。
▲楊照在哈佛大學
▲楊照擅長用通俗的方式講歷史，許多書暢銷到一版再版：《講給大家的中國史》、《史記的讀法》、《故事照亮未來》......
我今年快60歲了，從來沒有強迫自己去接受任何一個職業。不管給我多少錢，給什么樣的工作條件，我不要做自己覺得沒有意義的事。
我最重要的一個身份，最重要的一個工作——我是一個讀書的人。
我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不過大部分的工作都跟讀書有關。
這時候就不是在用一種“打工”的心態，對這個事情的追求更深一層，給你自己帶來更深的滿足，當然也可能帶來更深的挫折。
所謂“職業”，是一種交換，你不再是一個創造者，把自己降等為一個勞動者，以此換取經濟社會架構底下的安全感。
“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連“職業”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社會變動太快，很多人覺得自己是半路出家，轉到這個行業沒有一定的必然性，棲棲遑遑，不知道兩三年之后是不是還在做這個，不能安身，更不要說立命。
如果你認定自己是“打工人”，而且有剛剛所說的這種情緒，該怎么辦？
我也只能用聽起來非常古老的口號來回應——“打工人”起來為自己的命運而努力。
憤怒地問，到底誰把你搞成了一個“打工人”？尤其現在“打工人”和“內卷”結合到一起，只念完本科，告訴你不行，稍微好一點的工作要留給研究生，于是你只好考研、留學，想盡辦法去海外留學，回來最后得到的就是打工的工作。自我準備和社會給的條件中間有一個差距，這個差距是如何形成的？
弄清楚了之后，才知道怎么改變。
▲《都挺好》中的程序員
看待大廠，我基本的態度都是我要提一個完全相反的口號——“小是我故意的”。
大對誰好？對于那樣一個機構組織可能是好的，可是對于里面的人是不是好？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還有一件事，當你追求“大”的同時，就失去了細膩的程度，而只有在細膩的程度上，才能夠找到個人真正發揮的空間。
我今天開一家店，營業額3萬塊，等成長到15萬，我就要開第二家分店，站穩之后，我就開始想第十家分店會在哪里。
在追求“大”的過程中，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制約了我們自己到底是誰，我們要追求什么？所謂工具理性，是嚴格用成本效率來計算。
對照一下看，日本的職人精神表現到最極致，其實就是剛說的口號“小是我故意的”。比如輕井澤賣牛肉飯的店，開門前兩小時就有人在排隊了，但老板給每個人發號碼牌，只準備100號，100碗牛肉飯賣完今天就沒有了。
▲日本開餃子店的奶奶，晚上追隨自己的興趣去夜店打碟
他為什么不擴張，為什么不給自己企業上面的成就感？他真正滿意的成就感，就是每一碗牛肉飯，都做到能力的極致。韋伯說什么叫做“志業”，就是這件事情我一直做下去，我不會無聊，因為這是我生命的目的。
找到了這件事，然后我這樣做，每天都很有成就感。而不是靠著賣了更多碗，有更多顧客，來決定今天有沒有成就感。
▲玻璃職人和他的作品
我們用手和血汗去做出自己的創造物，變成了一個創造者，用馬克思的說法，這是人生命最高的價值。這個時候，牛肉飯是他的創造物，他是一個創造者，每一碗牛肉飯都來自于他的生命，讓他去雇人做出來牛肉飯，對他來說就不是那么回事。
我這是把“大”和“小”推到極端來對比。大者必須一直不斷保持擴張，好像這樣它才能夠沒有危險，但對于在那個環境底下去工作的人，對他們的意義到底是什么？希望大家借由相反的生命態度去反思。
35歲工作年齡門檻，表示大陸是一個年輕的社會，包括現在大家60歲退休，全世界沒有多少60歲退休的社會。
這樣的社會是傾向于年輕世代的，讓年輕世代有更多發揮的機會，但另外也產生了年輕世代更高度的競爭性，這會帶來一個副作用。
因為年輕世代最大的特色，在于創造力，但年輕人花了太多時間在互相競爭，造成零和游戲（指一項游戲中，游戲者有輸有贏，一方所贏正是另一方所輸，而游戲的總成績永遠為零），進一步消磨了作為年輕社會最應該要有一種長處——創造出新的局面，新的工作機會和新的工作形式。
在今天的狀態下，我所看到的是年輕人花絕大部分時間搶奪既有的工作機會。通常都是往“下”搶，海歸的、博士學位的也來搶管理員的工作。
▲北京大量互聯網行業青年從霍營站坐車上班
我真的看到非常多優秀的年輕人，他們自我準備了這樣的能力和意志，可是被消磨，花了太多的時間在焦慮當中，在一直不斷地往“下”去做，去跟人家搶奪低于你既有準備的工作。
往“下”做很多時候意味著在浪費你的青春和時間，你沒辦法快速地在這個過程當中迎接挑戰，在挑戰的過程中讓自己變得更好。
后來大家在比什么？在比我怎么可以只稍微往下一點，只把自己壓抑下來一點，以便能夠找到工作。
▲景德鎮鉆研手藝的年輕人
▲石嫣是清華大學博士后，丈夫是博士，兩人放棄光鮮工作，去順義鄉下發展可持續農業
改革開放以來，一整代的年輕人起來了，放到世界上，也是非常有能力的一個世代，這是了不起的成就。
我真的很希望這一代的中國年輕人自己能夠認知體會這件事，這落在你們的肩膀上，不應該一直想要去搶奪一個明明知道比你能力差的工作，要去創造出你自己的東西。
1億、2億中國年輕人，照道理講爆發出來，應該能夠達到一種高度。我還是一直保持這個最高的期望。
臺灣青年有他們的問題，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志愿，不覺得自己可以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業，所謂“小確幸”心態。
因為他們太清楚，在社會里面，你占了某一個位置，做什么樣的事情，最后會得到什么結果，基本上是固定的。
▲中國的付費自習室，九成消費者是已經工作的白領
從2008年我去大陸，就開始觀察到這樣的現象：年輕人非常地焦慮，十幾年之后好像沒有真正地改變。
讓青年焦慮的地方，是因為有太多你沒辦法控制的事，這個社會沒有你做了什么努力就會得到什么樣的結果的必然性。
包括前面講到“內卷”，你去了美國、歐洲留學，得到了學位回來，所有這些條件它不會必然帶來什么樣的結果。相對于有些人進入一個房地產公司，短短三年變成經理人，月入很高，你看得目瞪口呆。
▲自習室學習者的筆記
所以我可以理解為什么大家想去考公務員，不只是安定感，還多了一種我可以體會的叫做“正義的保障”——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時間，結果可以預見。
韋伯所說的官僚體系，指的是在社會組織的過程當中，一定要有一個特別的機制，管轄社會的基本秩序規范，使得社會的秩序規范能夠保持最穩定。
所以官僚體系兩個最重要的特性：第一是層級制，一層一層的科層組織；第二它的根本精神是“認程序不認人”。
從一個角度看，它是最穩定的，但必然有另外一面，它為了穩定，把個人的作用降到最低點。
當你想要進入這個體系，先認清楚這個硬幣的兩面。而且待了一定的時間之后，如果離開這個系統，大概很難再適應變動的社會，這幾乎是一條單向道。
▲圖源：《奇葩說》
用什么樣方式也許可以塑造出一種跟“內卷”剛好相反的循環？
我舉兩個例子。歐洲從前是討論保障“工作權”，但歐洲現在最極端的（從我們的角度認為最極端），是討論保障“不工作”的權利。
普遍最低收入保障——意味著可能什么事情也不做，國家政府保障他有一定的最低收入。它的概念是“工作”不是一個人生命的必要，是可以自己選擇去實現生命目的的一種手段。
半個多世紀以來，歐洲對于什么叫做工作、什么叫勞動條件，有許多改變。今天我們所熟悉的，像工時限制、休假的權利、失業傷害的保障、結婚生育乃至于喪葬的保障，基本都是從歐洲而來。
第二個例子是臺灣所發生的事情，沒有像歐洲那樣的戲劇性。
但經過幾十年，對比我們這一代，跟我女兒這一代，最大的不同是：我們那時填大學志愿，選擇每一個科系就代表一條路；但我女兒他們不再覺得眼前的路只局限于貿易、法律、中文這些科系，他們想象將來要做的事情，要多元開放太多。
臺灣年輕人有個觀念“小確幸”，所謂的“小”是什么？意思是每個人有自己的小路，并非都在同一條路上爭搶。
▲香港一家極小的理發店Visage One，老板一人打理，每天最多為5個客人理發，他也是爵士樂迷，晚上這里變成爵士樂酒館
比如說，開咖啡館雖然很普遍，但年輕人想這件事的時候，用力鉆研的地方不同。有人認為最重要的出路是徹底地去了解所有的咖啡豆，有人最重視的是把咖啡館里的裝潢氣氛做好，有人研究烘焙技術……延伸出來各種不同的路、不同可以去追求的東西。
歐洲的過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臺灣從我這一代到下一代，經歷了一個世代的實踐，所以還是要耐心。
“我不想打工，我能干嘛？”——你必須得接受現實，認識到這就是時代，這是社會。可是，永遠不要低估自己。
沒有任何一個社會規范是管到100%，一定有一些空間，你需要有知識和執行力，去把這個必然存在的空間給找到。
更進一步，你下決心設計出聰明的行動，把這個空間給打開大一點。
從個人做起，然后慢慢就變成一股潮流。每一個人可以多元發揮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上面得到尊嚴和創造的成就感。
大概在我20歲的時候，在念臺灣大學歷史系，當時立下一個志愿：我想做一個一輩子不要上班的人。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我想要進學院里當一個教授，因為教授不用打卡上班。
后來到了24、25歲，在哈佛大學念碩博的時候，我又把愿望做了一個調整：
我想要做一個沒有頭銜、沒有職位的人。
因為我學習馬克思、韋伯的思想，能體會到在現代社會里，只要有一個頭銜職位，就有很多的規范和虛偽，我想要盡可能做一個authentic（真實）的人。
我今年快60歲了，基本上做到了，從來沒有強迫自己去接受任何一個職業。
《對照記@1963》里我講過，我曾在臺北藝術大學當過兼職講師，但幾年后決定不再回去。
在非學院系統的“誠品講堂”、“敏隆講堂”上課得到的鐘點費，是大學兼課的五六倍，而且那些自己付費來上課的學員，又比拿父母的錢注冊的大學生認真多了。
后來臺灣藝術大學邀請我去客座開一門課，很有誠意地特別申請了客座的經費。但是辦手續要填許多表格，“表格”是我人生當中突破不了的罩門，我看不出絕大部分表格存在的道理。因此決然取消了原本答應的客座課程。
▲作家楊照與女兒李其叡
我最重要的一個工作：我是一個讀書的人，每天花很多的時間讀書。目前到底出過多少本書，如果把所有的版本都算進去，應該是100多。
或許我的存在可以給部分年輕人有一點點鼓舞作用。
當你們給自己找理由的時候，“雖然我一點不想去什么工作，但是沒辦法，非得去”。為什么會沒辦法？我所遇到的種種不同挑戰，不見得比你們的要小，我能夠這樣活下來，你也可以試試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