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08年,雷曼兄弟宣布破產,繼而引發的金融危機波及全球,十余年過去,危機的余響仍然縈繞在每一位金融從業者的心頭。今天,推送一則2008年金融危機親歷者的故事,帶大家回顧金融市場的跌宕起伏。文章摘自喬治·帕克的《下沉年代》,有刪改。
凱文·摩爾,1998年大學一畢業就進入一家美國頂級銀行工作。那一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倒閉,幾乎把整個華爾街拖垮;那也是《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的前一年。當時,這些對凱文都沒有多大意義;多年后,他才意識到其重要性。他是培訓班中最后一個被錄用的——他之所以得到這份工作,是因為大學畢業生中的大部分競爭對手都向西涌向了硅谷的淘金熱——他還被選為最有可能先被裁掉的人。
但凱文很快就發現銀行業并不難。華爾街故意使用艱深難懂的語言來恐嚇外來者,但要想成功,你只需要熟悉數學或胡說八道就可以了——熟悉前者,你可以從事交易;熟悉后者,你可以從事銷售;而一個會撒謊的定量分析專家就能賺大錢。要達到最高點,你必須是個他媽的人渣,能捅死另外五十七個人——這是唯一能將他們與排在后面的十個人區分開的方法——凱文對抵達那里毫無興趣。他的目標是工作盡可能少,過自己想要的生活,也就是經常出國旅行,享受美食、音樂、設計,交上時髦的朋友。
他一開始在金融區的銀行辦公室工作,每年賺八萬美元,獎金八千美元。他頭六年的年收入最多可能達到二十五萬美元。在那之后,錢瘋狂地涌來。
2001年9月11日上午,凱文正在辦公室里討論當天的交易。突然,窗外飄過一大堆紙。從建筑物的一側,可以直接看到北塔的滾滾火焰。交易部門的所有電視都在播CNBC,這家電視臺在華爾街上處于壟斷地位——CNN在金融上不夠穩健,BBC過于軟弱和國際化,路透社沒有電視臺,而沒有人認真對待福克斯——這時,CNBC開始播出雙子塔的影像。他們說是一架小型飛機,但凱文望向窗外的撞機現場,他看得出那他媽的不可能是小型飛機。飛行路線不正常——那看起來根本完全不對勁。
他回去工作,當美國國債突然飆升時,他正在打電話——倫敦正在買入。他對電話對面的人說:“我想交易完成了。”然后撕掉了交易票據。窗外看起來仿佛一場彩帶游行,燃燒著的碎屑不斷飄過。火勢越來越嚴重。交易部門的電視已切換到CNN,突然間,直播視頻中飛過第二架飛機。天哪,另一架他媽的飛機!然后……轟。感覺就像地震。
“所有人保持鎮定。”交易部門負責人說。
“我才不會保持鎮定,”凱文說,“我他媽要出去。”人們說消防員正在路上,所有人都應遵循消防演習程序,但凱文已經開始朝電梯走去。“去你的吧,去你的消防演習程序,”他說,“你要解雇我就解雇我吧。我受夠了。”沒有其他人動起來。這些杰出的交易員每年賺幾百萬美元,而現在他們站在周圍,等待某些毫無頭緒的小丑給出指示。他們給那兩架飛機標注了錯誤的價格。
大街上,人群毫不知情地從地鐵里涌出來。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凱文坐上通往上城的地鐵,前往父母的公寓;他可能是唯一一個知道剛剛發生了什么事的人。他的同事最終被疏散了,當南塔樓轟然倒下時,他們正站在街上,滿身灰塵。在危機中,你會意識到,根本沒有人深入了解到底他媽的在發生什么,社會就在這種情況下運轉。
這家銀行不得不將業務遷出紐約市數周。市場很快就開始買進,而且它們是正確的:這次襲擊并沒有帶來太大變化。航空公司倒霉了,但這并不比發生四次可怕的飛機墜毀更糟糕。美聯儲繼續降息。不久,一場金融繁榮就拉開了帷幕。
2004年,凱文離開他穩定又無聊的工作,加入一家歐洲大銀行的自營交易部門,工作保障為零,但潛力巨大,這是他一生中比較明智和正確的決定之一。
這家歐洲銀行即將開展債務抵押債券業務。股市決定了公寓的大小以及是否買得起維京牌爐具——誰有錢,誰沒錢。債券市場決定著狗屎行之有效還是所有人都要喝西北風——誰活著,誰完蛋。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信用一直是最大的推動力。后來所有出錯的東西——結構化信用、違約掉期——都曾是好發明。它們能降低風險,或是為公司和投資者提供財務解決方案。問題是執行。21世紀剛過幾年,當桌上的錢太多了,道德的指南針開始偏移。
自營交易部門的文化非常富有攻擊性。歐洲那些笨拙的銀行家想利用他們的存款基礎賺錢,因此他們將控制權移交給了紐約和倫敦的交易員,后者像牛仔般開始邊狂飲邊開車瞎逛,從車里向外開槍。自營交易部門在較低的樓層,“9·11”之后,交易部門下移到這里,好讓能賺錢的人保住性命;因此,年薪數百萬美元的家伙盯著馬路對面的三明治店,而年薪四萬的人力資源部門女孩則坐在高層小隔間,可以欣賞美不勝收的河景。自營交易部門沒有團隊,只有一群人在擺弄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以找到機會獲取豐厚的回報。凱文交易的是信用衍生品和公司債券,諸如航空債務之類。
當你坐上自營交易部門的位置,并把一切做對,那么華爾街上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工作了;兩年來,他都做得不錯。他一年的收入接近一百萬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獎金——比以前的工資高幾倍——如果他更用心一點,還能賺到更多。他還清了東村公寓的房貸,靠工資生活,把獎金存起來。他沒有買汽車或船。他成了紐約頂級餐廳的美食鑒賞家,為食不果腹的藝術家朋友付賬單。他不需要更多了。
把世界搞亂的不僅僅是美國的抵押貸款,還有全球信貸。凱文就是其中一員。在這十年的中期,他眼看著信貸泡沫膨脹起來。他沒有做錯任何事——他在自營交易部門的工作很出色,他不想把它搞砸。他不喜歡聽那些家伙說:“把那該死的債務擔保證券搞出來就行了,這樣咱們今年就能拿到獎金。等它三年后爆炸的時候,咱們根本不會在這兒了。”但是他知道,有些事情不太對勁。他在那家銀行總部所在的歐洲國家有一個女友;有次他來到那個國家,看到所有人都在使用這家銀行的提款卡,他心想:“這是一家該死的普通銀行。又不是美林或貝爾斯登。”像他女朋友這樣的普通人在儲蓄賬戶中投入的每一美元,都全被他拿去購買四十美元的債券。
在2005年的某個時刻,德意志銀行的銷售員向他展示了一筆巨額交易。德意志銀行債務擔保證券部門負責人格雷格·利普曼正在做空房地產市場——佛羅里達和內華達的所有人都將開始在房貸上違約,而他可能是華爾街大型公司中唯一一個發現這件事的債券交易員——他需要有人幫他承擔一些信用衍生產品的風險。“你瞧,這筆交易是這樣的,”銷售員說,“所有那些他媽的抵押貸款都是狗屎。”但是凱文沒接受。當時,一切都是合理的——他從來不明白,為什么在坦帕這樣的地方,房子能值什么錢——但他對抵押貸款的了解不夠多,不足以讓他卷入得那么深,還能在正確的時間脫身。事實證明,這是正確的選擇,因為如果他這么做了,一開始就會損失慘重;在這筆交易給利普曼賺了數百萬、給德意志銀行賺了十五億美元之前很久,凱文就離開了自營交易部門。
2005年底,凱文快三十歲了。他跟隨老板來到新興市場部門,在倫敦和紐約之間工作,負責交易公司債券,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基輔等有趣的地方出差。他在每家航空公司都享有白金會員身份,對一些外國城市的了解比美國某些地方更多——在美國某些地方,人們會在卡車里裝滿補貼價的汽油,開三十英里路去上班。
2006年,一切都騰飛了,人們在購買所有能買得到的金融資產。倫敦的物價如此之高,凱文會在曼哈頓下城的21世紀商場購買一個月分量的襪子,帶到倫敦,穿完就扔掉,因為在梅菲爾酒店洗襪子要比在紐約買襪子還貴。這說明有些東西不對勁,它不可能持續下去;到了年末,他開始做空。
他一直以為世界會崩潰,但這個念頭出現三四次之后,世界才真的崩潰了。信貸市場是一場過度依賴信心的游戲,以至于當它開始搖搖欲墜,所有人都嚇得簌簌發抖,因為他們知道市場已經太大,他們已經無法脫身。
第一次動蕩發生在2007年2月,當時,美林與貝爾斯登的一個對沖基金之間發生抵押糾紛。市場混亂了一周——當游泳池里有一堆烤面包機,你肯定不想成為最后一個爬上來的人。凱文以為這是末日的開始,并沒有買回做空的股票,但接下來,市場回升了五個月——他完全錯了。如果他做對了,他就能在兩千萬平方英尺的房子里生活了。
7月,在凱文賣出了一堆不值錢的烏克蘭債券之后,他所在部門的一個人走到他面前說:“你是這層樓里唯一一個做空的人。你真是個軟蛋。”
“這層樓有三百多人,”凱文說,“你不覺得應該有不止一個人做空嗎?繼續吧,價格擺在這兒——你想要什么就可以買什么,從五百萬到一個億,你要什么我就賣給你什么。”那家伙說他會回來,但是凱文再也沒收到過他的消息——誰才是軟蛋?
那個月見證了第二次波動。貝爾斯登的那個對沖基金又接到一次追加保證金的要求,這一次它實在是不值得了,以至于貝爾斯登不得不介入,關閉整個基金。銀行沒有承擔損失,而是決定進行融資,這意味著貝爾斯登現在已經感染病毒;這直接導致了第三次動蕩。2008年3月,貝爾斯登垮了,凱文是最早拆掉炸彈引線的交易員之一。
2008年9月中旬,凱文凌晨4點降落在一個原蘇聯國家,打開黑莓手機,在彭博社的新聞軟件中看到雷曼兄弟已申請破產。貝爾斯登只是一家抵押債券商店;雷曼兄弟卻是完全不同的物種,它是衍生產品的全球參與者,而凱文的銀行跟它息息相關。他花了二十四個小時才回到倫敦,然后又回到紐約,在那里,他可以坐在前排欣賞世界末日的到來。
在幾周之內,他意識到了這場破壞的規模,必須清理的交易數量——對于每天起床工作來說,這是一個奇妙的時期。這是一個極少數人能夠經歷的重大時刻。你會發現人們的真實面目。
在他身旁的戰壕里,那些普通士兵大都一起堅持戰斗;他的老板仍然忠誠,但這些道德準則沒能浮到上層。由于這家銀行與雷曼的關系,有一天,一位來自高級管理層的人前來尋找替罪羊。他說:“這他媽是誰干的?”最高層的家伙互相推搡,好登上救生艇,同時還在說:“你會沒事的。待在這兒別動,解決這本賬目的風險,明年我們會幫助你重新開始。”凱文并沒有上當:“伙計,我能感覺到自己額頭上的紅點。”他是一個小卒,而這場棋局只取決于皇后和國王的決定。到年底,一半的交易人員離開,都拿到不錯的遣散費;凱文也是其中之一。
他很高興離開這個行業,他對整件事情持有非常獨立的看法。誰該負責?對于任何規模大到如此程度的事情,這都很難說。一方面,他一直認為金融是胡扯。他做的并不是上帝的工作——那只是一份工作,他從不認為它有任何價值。但同時,良好的金融體系對很多人都有利。它使借貸成本保持較低水平;它意味著你在口袋里裝一張塑料卡就行了,不用帶著金幣走來走去。沒有華爾街的支持,像硅谷這樣的產業不可能發展得如此迅速。
但是,當諸如所羅門之類的私人合伙企業在80年代開始公開上市,當中小型投資銀行成為巨型交易中心,當像瑞士聯合銀行這樣笨拙的歐洲銀行也開始開展定息債券業務,當《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約束一切的清晰界線被抹去,當薪酬激勵變得不正常,當金錢瘋狂涌入——華爾街的人們變得貪婪了。
其中,最糟糕的人是罪犯,其他人則只是在做自己心里明知的錯事。凱文不知道,答案應該是重新增加管制,還是一場道德上的大掃除。一個像約翰·保爾森這樣的對沖基金經理,僅僅靠四處推銷一堆紙,一年就能賺三十八億美元;這太荒謬了,但是怎么才能阻止它呢?恢復格拉斯-斯蒂格爾、回到20世紀50年代,這為時已晚。金融部門已經變得太過龐大——華爾街上的那些頭腦本該去尋找綠色能源的解決方案,或是帶領下一輪科技爆炸。那些才是這個國家的未來,而銀行不是。
凱文花了一年時間旅行,錯過了國內經濟衰退的大部分時間。
不管怎樣,紐約很快就復蘇了——2009年春季,有一小段時間,人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去得起餐館。華爾街也以超出所有人預期的速度卷土重來。2010年,凱文拿到另一家歐洲銀行的工作,那家銀行有著安全的資產負債表。在前十年里,他賺得還不夠多,沒辦法徹底金盆洗手,于是他又再次投身戰局。在華爾街,這場金融危機的感覺就像是過了一個減速帶。
占領開始時,凱文·摩爾在銀行的同事不屑一顧。辦公室里的一個人說:“警察應該掏出他媽的警棍闖進去。”但是在中城結束工作后(華爾街的大部分公司不再在華爾街上),凱文來到公園觀察了一番,好表明自己的態度,然后他不斷回到那里。他喜歡公園的奇觀:百老匯大道上自由流動的對話。祖科蒂的場景令他想起80年代的紐約,當時他正在上私立學校,聽著Run-DMC,會去時代廣場圍觀三張撲克牌的騙術和警察的突襲——當時的紐約更狂野、更刺耳。
公園里的占領運動給警察部隊和附近地區帶來很大的壓力;如果只是坐在那里,很快就會變得無聊。他們必須找出另外的方法,讓議題保持在聚光燈下。但是他很高興有人在呼吁關注這些問題。對其中一些問題,他有一手經驗。
關于占領運動,也有凱文不喜歡的一面。抗議者需要一名市場總監;他認為他們應該談論百分之零點一,因為他也是百分之一的一部分,而他對政客沒有控制權。他還不喜歡某些抗議者妖魔化金融行業的所有從業者,就像他在銀行的同事妖魔化公園里的所有人一樣。這就像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雞同鴨講。
有一次,在去倫敦旅行時,凱文看到一些占領運動的參與者闖入了一家公司的大門,他們以為那是一家投資公司,但搞錯了建筑——那其實是一家普通銀行支行,而他們的雪球砸中了辦公室工作人員。凱文很清楚華爾街的罪行,但抗議者的尖酸刻薄令他感到驚訝。如果他們想帶來改變,就必須訴諸銀行家本性中較好的那一面。
書名:《下沉年代》著者:[美]喬治·帕克,譯者:劉冉,出版社:文匯出版社
喬治·帕克,美國作家,記者。
1960年生,畢業于耶魯大學。自2003年起連續十五年擔任《紐約客》專職作者,兩獲海外記者俱樂部獎。現為《大西洋月刊》專職作者。
作為長期觀察員和一線寫作者,喬治·帕克深諳美國的歷史變遷、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深入從華盛頓到繡帶工廠的生命世界,被視為最了解當代美國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刺客之門》《我們的人》先后入圍普利策獎,《下沉年代》于2013年因“揭開美國的破碎裂痕”獲美國國家圖書獎。
2019年,喬治·帕克獲希欽斯獎,該獎旨在表彰“為自由表達和追求真理而不顧個人或職業后果”的作家。
劉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學士、碩士,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職于硅谷某科技公司,現為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教育政策研究系助理教授,譯有《文憑社會》《暴力:一種微觀社會學理論》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