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從上了高中開始，直到今天，我和朋友們如果不幸聊起工作聊起未來，話題總以「去擺攤吧」收尾。我的發小，一位仍掙扎在論文和畢業壓力中的經濟學博士，對未來最富激情的想象是回高中校門口擺攤賣烤地瓜，旁邊是我的攤位，賣烤冷面。
來到北京和上海，新環境下的擺攤計劃也洋氣起來，比如賣亞克力耳環，熱紅酒，或者印著巨大字母的潮牌T恤。疫情爆發后，號稱精神東南亞人的我的朋友小丁，對年假最大的幻想就是飛去泰國吃芒果吃到撐，然后在行李箱塞滿熱帶水果，回來擺攤高價轉賣。
這個幻想從多個層面來說都無法實現，其中最最直接的原因是她辭職了，失去了帶薪年假。不過，辭職后她曾在自行車后座拴著一大串氣球去市中心擺攤，還做了塊廣告牌，上面寫著「六塊六毛六，快樂你帶走。」
擺攤成了繼「開咖啡店」「開書店」「開花店」「開奶茶店」之外另一個非常受年輕人推崇的「辭職之后的選擇」。《2020商業地產志年度報告》中提到，2020 年全國多個商場空間，舉辦了超過 1000 場與市集相關的主題活動。尤其是在一線城市，擺攤常常跟藝術市集、音樂節、創意生活掛鉤，對于坐辦公室996的年輕人來說，「擺攤」帶著許多浪漫色彩。
在「大廠裁員」「35歲失業」「反內卷」「又一個猝死」消息頻發的近幾年，年輕人比以往都更想要自由的職業和生活方式，擺攤成為一部分年輕人逃離格子間的選擇。它有浪漫化的一面，也有無比現實的一面。
我們采訪了 6 位擺攤人，擺攤是他們的副業、創業，以及生活方式。
小撇喜歡收集植物標本，這本來是她「沒什么價值」的小愛好。與金銀飾品不同，由花草樹葉和滴膠制成的耳飾注定是小眾的，很難用保值、增值之類的標準去衡量性價比。
2016年夏天，朋友在市集擺攤，小撇把植物標本做成手鏈帶了過去，每條手鏈定價20塊錢左右，「就是為了玩，也沒把自己做的東西當回事」，意外的是很多人圍上來詢問。
在市集上，小撇收到了不少陌生人的鼓勵，「原來有挺多人贊同我的審美。」這種滿足感很難通過上班獲得。雖說沒遇到過什么具體的職場問題，但小撇就是不太喜歡辦公室的氛圍，「沒有那么自在，而且很容易焦慮。」
市集可不以什么職級OKR KPI為評價體系，「沒什么價值」的事物和情緒也能找到頻率共振的同類。小撇的植物標本，那些在生活中不起眼的小花小草，被封裝進透明的滴膠里，又佩戴在不同人的身上，成為非標準化的，很難被忽視的飾品。
跑了幾次市集后，她辭掉了工作。「當時沒太在意物質方面，就覺得起碼我的精神自由了。」
小撇在市集上的攤位
逃離格子間，在城市里游牧，攤主們穿梭于創意市集、藝術節和展覽。2018年，火山和搭檔小心辭去工作，借著擺攤一路北上，到了新的城市就去逛街、淘貨，然后在音樂節把攤一擺，賺回路費沒問題，「到處玩，就跟開演唱會一樣。」
就像出租車司機，火山說，她從前的社交圈子很小，跑攤這幾年，白領，亞逼，小偷，富婆，大爺大媽，送來電風扇的熱心人，誰也不知道下一個停在攤位前的人會是什么樣子。
她們收集舊玩具，成百上千個碎片，有時候由她們搭配成富有戲劇感的耳飾，有時候被路過攤位的人隨手一擺，就變成連攤主也感到驚奇的新組合。
鐘鐘出過4次攤，見到有人肩上站著小鳥，有人牽著阿富汗犬——臉型瘦長，身材矯健，一看是「有錢人會養的狗」。一位中年男士路過時，鐘鐘正在吃漢堡。他壓低聲音，「噢呦！藝術家也要吃飯的呀！」鐘鐘聽到了，憋不住笑。
鐘鐘@馬歇爾芭娜娜和她的市集「拼攤」小伙伴@阿稱，以及@Mack&Bobo，他們曾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她還把媽媽和阿姨們叫來市集玩，「擺攤是一個很好的向父母展現自由職業者生活的窗口。」
年輕人在市集找同類，鐘鐘爸媽和市集門口的保安也有共同話題：這些人為什么要花200塊錢買張紙？媽媽還叫來姐妹團，一群穿金戴銀的富態阿姨雙手托著披薩穿過年輕的人群，走向鐘鐘，看起來十分突兀，但又好像正是市集該有的樣子。
——就像鐘鐘家樓下的那排小店，有人賣菜，有人賣文具，有人收發快遞，大家得閑就聚在一個店門口聊天，「我覺得都是一樣的，就是回歸生活。」
太冷不行，太熱不行，斷斷續續的小雨也惱人得很，攤好不容易擺出來，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一年里的好光景也就小半年，「刮風減半，下雨全完！」小撇這么總結擺攤生活。
以知名市集品牌「凡幾」五周年活動在上海的再次延期為代表，疫情比天氣更難琢磨。
活動原定于去年圣誕節舉辦，不少攤主提前做了新年日歷。如今改期到5月，等「看天吃飯」的攤主們能出攤了，新年也快成了舊年。
最近兩年，參加市集的成本正在上升。大多數市集都會收取攤位費，少則每天200元，多的話要上千元。另外，攤主還要交幾百元的押金。
無論是在草坪上的，美術館中的，還是商場或者景區里的，不管是什么主題，日系，復古或者潮流藝術，歸根結底，市集提供給攤主的發揮空間基本就是一兩張桌子。配合市集主題，主辦方還會要求攤主對攤位乃至攤主本人進行對應的裝飾。
鐘鐘在擺攤第一天穿著靴子，第二天就換成運動鞋，「太累了，實在是不行。」
她在市集上第一次聽說塑料袋的厚度以「絲」為單位，「絲數」太小，塑料袋就會軟趴趴的。從貼紙的切割方式到紙張的材質和字體排版，這些都會影響到成本和定價。頭一回出攤，鐘鐘做了藝術微噴和明信片等周邊，出了4回攤，到現在還沒賣完。
鐘鐘和朋友們在2021年4月的「一起凡幾」市集
火山和搭檔小心累計出攤200多場。忙起來也得996甚至007：周五到周日出攤，先是布置展位，然后每天持續營業12小時。收攤后的幾天還要補貨，維護客戶和社交媒體，打包發快遞，設計和制作新品。
辭職擺攤有「賭」的成分，按照設想，擺攤好玩，能賺錢，而且只占用周末，剩下的時間可以用來畫畫和創作。「大不了半年后再去投別的公司。」火山之前做設計，總熬夜加班，忙歸忙，坐在工位上，又時常感到迷茫，「我每天到底在做什么？」
但等她和搭檔正式辭職后，又不自覺地開始拼命跑攤。最累的時候，兩人分頭行動，每人每月參加4場市集。「我們號稱做二休五，實際上為了擺那兩天攤，整周都會很忙。」
攤位前的小心和火山
焦慮一部分來自生活成本的提高。上班時，她們合租在市區的老房子里，后來房東強行收回房子，把她們趕了出去。為了方便參加市集以及經營原創品牌「小心火山」，她們搬到新天地附近。這樣一來，只房租就翻了兩三倍，其它開支也在同步增加。
擺攤有太多不確定性，比如主辦方的策劃能力，市集舉辦的場所，現場人群和氛圍，以及你的攤位到底在哪，「千萬要許愿周圍攤位的東西和你的東西在同一個價格區間」。價格差太大，誰貴誰尷尬。
火山甚至有些「應激」，一出攤就感冒。可她還是覺得擺攤比上班好，「給自己干活，就是踏實。」逢年過節，親戚聊起工作，火山就說「在創業」。大家不反對，但也問，要不要去考個公務員。
火山的媽媽小時候也擺過攤，賣菜，那時候日子苦。媽媽不了解年輕人的市集，但她知道生活的難處。「她能感覺到，你可以在上海存活下來，而且堅持了那么久，已經很不錯了。」
蔦屋書店有個板塊叫「工作人生」，火山去買回一堆書。擺攤也要研究營銷，了解互聯網思維，「上班是別人卷你，擺攤是你自己卷自己。」
高強度地跑攤，精神一直緊繃著，沒有時間去消化擺攤經歷。「擺攤就像上臺，你要先在臺下打磨好你的作品和故事。比擺攤那兩天更重要的是你沒出攤的時候在干什么。」
疫情成為加速劑，逼著火山和小心降低對市集的依賴，「擺攤是跟大家在線下見面玩耍的聚會，我們想通過線上的傳播去吸引同頻的人。」
從2013年開始，風里雨里，跑攤3年，雞肉見過大風掀翻攤位，經歷過臺風過境場地漏電。她見證了上海市集在疫情前的繁榮景象——幾乎每周都有市集去，好的時候單日營業額能到兩萬，當然了，也有倒貼錢的時候。擺攤多了，總得經歷這樣的起落。
作為過來人，雞肉覺得市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人說開店越來越難，擺攤也越來越難。但對于一個年輕品牌來說，你的產品到底行不行，拿到市集上去試試，反饋是很直接的。」
店鋪穩定下來后，雞肉就很少出攤了。「現在去擺攤的話，我們更希望大家在市集上了解我們的品牌，然后來我們的店里玩。」雞肉的思路很明確：去市集擺攤就是為開店探路。
2013年，她和愛人一起創立了原創布包品牌 Hugo&Jiro。品牌初創，產品還十分稚嫩，許多問題都得面對面和客人接觸才能摸清。
她還記得第一次擺攤是在百聯中環購物廣場，攤位很小，被布置成花車的樣子。Hugo&Jiro 那時候還沒做出太多產品，品牌調性和這個商場也不怎么契合，擺攤后反響平平。但雞肉卻從中看到了希望，「效果雖然不能說好，但是也沒有虧。」
開店前，只要有機會，雞肉每周都往市集跑。包的款式，布料，配件，一切都是在擺攤過程中觀察和琢磨出來的。「我們一開始做了很多單肩包，后來發現市集上背小挎包的人更多，而做小挎包的同類型品牌很少。這就是我們觀察到的細節。」
相比于耳環等用一個行李箱就能裝下的飾品，布包體積更大，每次出去擺攤基本都得用兩個箱子裝貨，另外還得帶上用來陳列和裝飾的道具，「跑一次攤也蠻累的，其實也是個體力活。」
跑攤也是為店鋪選址踩點的過程。經過近4年的積累，Hugo&Jiro 在愚園路開出第一家實體店。開業那天，好多在市集上認識的老朋友來捧場，他們跟雞肉感慨，「哇，你們終于熬出來了。」
聽說銀行也在辦市集，海蜇皮過去瞄了一眼。剛進場，劈頭蓋臉就是銀行廣告牌，給她整懵了，「這些攤主也太不容易了。」
作為前乙方廣告公司策劃和現知名互聯網大廠公司員工，海蜇皮對于上班的痛苦深有體會。發現攤主們還得引導顧客注冊銀行的APP領取優惠券，海蜇皮看不下去，趕緊撤了。「你說這些人為啥不上班？不就是不想接觸這些東西嗎？結果做了自由職業還得干這些事。」
海蜇皮和大熊，姐姐，妹妹四個人在北京辦過幾次「幽靈地攤」。
許多市集強調「自由」。比如「你可以穿任何你想穿的衣服」，或者「你可以在這做你平時不敢做的事情」。文案越是把自由拎出來說，海蜇皮越覺得「大家的身心是不那么自由的。」她不想把「幽靈地攤」與這樣的市集歸為一類。
非要定義的話，海蜇皮覺得「幽靈地攤」更像是「游擊」，要野，要發散，「你在這條街打我，我就竄到另一條街去。」
第一場「幽靈地攤」誕生于2018年，大熊找了30來個攤主在 DADA酒吧附近的巷子里擺攤，東西說不上多精致，但從晚上十點到第二天凌晨，人越來越多，醉醺醺的年輕人在街邊練攤，放音樂，炸金花，這條巷子站不下了，就搬到另一條巷子里繼續玩。
第二場「幽靈地攤」在舉辦前被叫停，大家臨時轉移到一家酒吧對面的草坪上。
為第三場活動選場地的時候，姐姐和妹妹先是看了一些咖啡廳，但店里精致的、充滿都市感的環境與「幽靈地攤」的氣質完全不同。
兩個人在街上閑逛，突然就聽到大喇叭喊「全場30！全場30！」順著聲音，看到一家貼滿黃底紅字甩賣標語的鞋店，姐妹倆知道，這感覺對了。「沒有任何刻意營造的氛圍，一切都來自人、事物和場所本身的氣質。」
她們希望「一切出于自愿」。「幽靈地攤」沒有統一的攤位，不指定攤主的位置，不收取攤位費，也不接受任何贊助。來做什么的都有，有給人剃頭的，有賣白菜的，有幫人解決戀愛問題的，還有個大哥做「純情按摩」，在大街上把人拋向空中。
但這種自由是限時存在的。「幽靈地攤」結束，海蜇皮還是要回到互聯網公司上班。她厭惡「復制」，雖然這在工作中無可避免，但要是指望用「幽靈地攤」賺錢，那免不了陷入同樣的痛苦。她沒有辭職的打算，「還是用業余時間去盡量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吧。」
從2018年辦到2021年，「幽靈地攤」免不了被舉報、驅逐，對方要么聲稱他們「擾民」「聚集」，要么認為他們穿得「不正經」。出于安全考慮，「幽靈地攤」逐漸收縮，場地從街頭退到了店鋪里，舉辦時間也從夜晚挪到白天。「有點像年輕人活動空間的縮影。」
想辦「幽靈地攤」，是因為海蜇皮覺得北京沒有那么好玩了，「你去看開心麻花，去國家大劇院，所謂好玩的東西都在高堂圣殿里，沒有那個氣質。」
去年的活動遭遇驅逐時，有位大爺上前幫忙理論，「這些年輕人干什么了？她們什么都沒干！」說著，年輕人的問題也成為大爺的問題。那是在幸福三村，附近就是三里屯，北京商場和酒吧最為密集的區域之一，大爺激動地說，「我們這些老頭老太太都沒地方逛了！」
妹妹懷念著整頓「拆墻打洞」前的鼓樓，她即將離開北京。
海蜇皮懷念著兒時的地攤和市集。世紀之交的沈陽，工廠和煙囪的時代過去了。下崗潮中，失業職工靠擺攤養活自己和家人。路上的攤位多了，城市管理者就在附近建一座菜市場，劃定范圍，收取租金，讓擺攤發生在被框定的時空里。
插畫| ins@charlotte.ager
你擺過攤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