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邁阿密大學教授亨里克·克龍奎斯特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余方，將標準普爾500指數中的企業的社會責任與CEO子女信息進行了對比，結果發現，當CEO至少有一名女兒時，其所掌管的企業在CSR指標上平均高出11.9%，在CSR上的凈收入投入額也比中位數多13.4%。那么，生女兒能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企業公民？子女性別真能影響公司管理的方式嗎？
克龍奎斯特：絕對有關系。CSR研究與分析組織KLD追蹤了20年（從1992年至2012年）的相關數據和信息后發現，CEO有女兒的企業，在多樣化、員工關系和環保方面的分數更高。我們還發現了一條很小但很有意義的產品與服務條款，內容也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家有女兒的CEO所在企業的確在CSR方面投入的凈收入比中位數高得多。女性影響力似乎左右了這些高管的決定，令其轉移了公司發展偏好。
HBR：所以是女兒而不是兒子支持CSR，他們的父母遵從了這一傾向？
克龍奎斯特：理論上是這樣。經濟學、心理學和社會學著作都提及過，女性比男性更樂于關心他人及社會的健康狀況，女兒能增加她們父母在這方面的同情心。例如，耶魯大學的伊博納·華盛頓（Eboyna Washington）在研究中發現，那些有女兒的國會議員投票更為開明，特別會關注涉及生育權的法案。艾莫利大學的亞當·格林（Adam Glynn）和哈佛大學的雅·森（Maya Sen）也在上訴法院法官那里發現了相似的模式。
我們一直都知道，父母會影響子女，如今的研究表明，反之亦然。孩子也可以改變父母在家庭和工作上的思維和行為模式。這是關于先天與后天問題的另一種觀點。
HBR：僅僅是有一個女兒就能造成這種情況？
克龍奎斯特：我們在考察家庭規模時發現，CEO平均有2.5個孩子，略高于美國的平均水平。其中，48.5%的孩子是女孩，與美國總人口的性別比例相符。CEO擁有的女兒越多，其所在公司在CSR方面的得分就越高，投入也越大。但這種影響并非成正比關系。有女兒所帶來的影響遠大于女兒數量的多寡。
HBR：與女兒的年齡有關系嗎？
克龍奎斯特：有關聯的并非年齡本身，而是假以時日的經歷累積。在我們的樣本中，標普500指數中的企業CEO的中位數年齡是57歲，因此他們中多數人的子女已成年。比如，那些眼見自己女兒在職場遭受歧視的CEO，會更關心公平性問題。
HBR：那么女性CEO呢？她們也需要有個女兒才會更關注CSR嗎？還是天性就能讓她們關注CSR？
克龍奎斯特：很遺憾，我們考察的379名CEO中，只有14名女性。我們能收集到的數據實在太小，而難以得出任何切實結論。不過，她們領導的公司確實更具社會責任，在KLD考察的每一個類別（多樣化、員工關系、環境、產品、人權和社群）里都排名靠前。我們懷疑，CEO自身的性別比其子女性別所起到的影響更大。根據我們的估算，有一個女兒的男性CEO在CSR方面所做的努力不及一名女性CEO的三分之一。國會議員和上訴法院法官的數據對比也顯示出類似結果。所以，我們可以假定，撫育女兒的男性CEO有三分之一“女性化”的決策表現。
HBR：兒子能帶來類似影響嗎？
克龍奎斯特：據我們所知，兒子并不會對父母所在公司的CSR排名或這方面投入帶來任何影響。要是他們對父母承擔風險等經濟行為產生影響，就有意思了。
HBR：那妻子或姐妹呢？她們是否也會對CEO構成影響？
克龍奎斯特：我們最初也打算更廣泛地研究一下CEO的家庭結構。但即便是子女信息也很難收集到。在我們研究的這個時段里，共有1224名CEO供職于標普500指數中的企業，其中能找到子女數量和性別信息的CEO人數只有379人。盡管我們也很想考察姐妹對他們的影響，但是很難找到這方面的信息。至于配偶，我們并未特別關注這個因素，但是假定那些有兒子的CEO也有妻子，并且他們的兒子對CSR排名沒有任何影響，我們猜想，他們的妻子恐怕在這方面的貢獻也不大。
HBR：回到女兒身上。標普500指數中的企業股東該擔心CEO受到這些不當影響而亂投錢嗎？
克龍奎斯特：我們做這個研究并不是為了確定經濟結果好壞，而只是想知道，為什么有些公司會在社會責任方面比其他公司投入更多時間和金錢。究其原因，有些可能跟公司本身有關，其所屬行業、企業文化、使命或地理位置決定了他們會這么做。但有些CEO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歐洲商學院的阿爾貝塔·迪·朱利（Alberta Di Giuli）與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的列昂納德·科斯托維奇（Leonard Kostovetsky）考察過美國企業的創始人、CEO和董事們的政治背景，結果發現有民主黨傾向的人所在的公司，在CSR方面的排名高于有共和黨背景的人所在的公司，它們在CSR上的投入也更多。
當然，投票支持誰只是一種選擇，與許多其他因素也有關系。但CEO子女的性別關聯則并非如此。生男生女的概率每次是50：50。CEO的子女情況略微隱性，卻是有趣的特性，這正是我們認為它值得研究的原因。你或許會說，這些非常有權勢的人們會受到女兒的影響，頗令人驚訝。但許多研究表明，專業投資者和美國其他人一樣，帶有相似的偏見。
HBR：據你推測，非美國企業的CEO也受到類似影響嗎？
克龍奎斯特：可能吧，盡管他們對男女平等的態度可能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影響。或許，在父權社會，女兒產生的影響較小，也可能更大。你或許能拿到其他國家企業在CSR方面的排名，但CEO子女的信息卻很難拿到。
HBR：為什么你和你的合作者對CSR如此感興趣？我猜，你有女兒。
克龍奎斯特：實際上，我沒有孩子。余方只有一個兒子。我們會將這個話題繼續研究下去。研究者需要努力了解家庭對企業決策的影響。
關鍵詞：性別
艾莉森·比爾德（Alison Beard） | 訪
萬艷 | 譯 牛文靜 | 校 時青靖 | 編輯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哈佛商業評論”（ID：hbrchinese），作者：HBR-China，36氪經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