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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Z世代指的是1995年至2009年間（一說1997年至2012年間）出生的一代人。作為互聯網時代的“數字原住民”，他們習慣于用社交媒體溝通和發生，更青睞無需打卡的彈性制工作和無需線下露面的遠程協作。新冠疫情的爆發和身份文化運動的興起，使得初入職場的他們更加追求彰顯個性、發揮創造力，更期待破除職場的層級制度。不論你是剛入職的Z世代新力軍，還是Z世代的同事上司，了解這一代人的文化和價值觀都會對未來的團隊協作、職場管理有莫大的幫助。本文來自編譯，希望給您帶來啟發。
沒事經常刷TikTok的Jessica Fain知道緊身牛仔褲和側分褲早就不流行了。但當Fain來到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擔任產品經理時，她驚訝地聽說自己最喜歡的一些表情符號——比如笑cry（??）——可能走向“滅絕”。于是她決定征求一下年輕同事們的意見。
“我聽說使用這個表情符號不再酷了，”34歲的Fain在一個Slack頻道上寫道。
“是的，我只在工作中使用這個表情符號，以體現職業精神和專業素質，”她回憶說，然而年輕同事們似乎對此“不太感冒”。
作為一名“Y世代”（1980年-1995年間出生的人），Fain還記得他們這代人決定何為時尚的那段時間——彼時，連衣褲、玫瑰粉色、精釀啤酒、Netflix和流行語chill（意為冷靜、放松）曾風靡一時；而現在，這些更加年輕、更加時髦的Z世代同事們讓Fain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身份卡已經在向她招手了。
不可否認的是，隨著時代的變遷，新一代員工決定著工作場所的規范和風格，他們不僅會質疑特定表情符號的使用，還會質疑前輩們一切過時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從對辦公室政治的看法，到對工作的態度。
“我非常肯定自己不夠酷，”42歲的Andy Dunn說，他是高檔服裝品牌Bonobos的聯合創始人，該品牌一度廣受Y世代男性的追捧，“我已經接受了這一點。”
這是一個橫跨不同領域和行業的共性問題：紐約的一家零售企業里，經理們為年輕員工在應對焦慮或生理周期時想要帶薪休假而倍感苦惱；來自某營養補充劑公司的一名Z世代的員工質疑說，如果她能在中午之前完成待辦事項清單，為什么還要按照八小時標準工作日打卡上班；在一家生物技術企業，剛入職的新人會大大方方地把工作任務推給公司的創始人……
同樣跨行業、跨公司和跨部門的現象是，年輕的公司成員們正在要求公司文化價值按照他們認為的那樣，經歷早該經歷的轉變：從中立走向更開放、更包容、更多元。
“這一代年輕人正在打破桎梏，他們會想，‘嘿，事實證明，我們不必按照老家伙們告訴我們的那樣必須做這做那，’”機器人公司Hangar Technology的聯合創始人、41歲的Colin Guinn說，“他們意識到，實際上他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并且同樣能獲得成功，徒留我們這些‘老年人’驚訝地詢問‘這是怎么回事’？”
20多歲的年輕人向來都會對長輩們那些和施樂（Xerox）、柯達（Kodak）或經典搖滾一樣陳舊的習慣翻白眼，但許多雇主表示，Z世代的品味和生活方式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大膽”。Z世代的定義是在1997年至2012年之間出生的人，或者——更簡單地說——就是那些因為太年輕而不記得“9·11事件”的7200萬美國青少年，他們中的一些人認為這一描述非常精準。
22歲的Ziad Ahmed是Z世代營銷公司JUV Consulting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這家公司曾為JanSport等知名品牌提供專業服務。Ahmed回憶說，在一次會議上，一名新入職不久的Z世代員工告訴他，她覺得公司的營銷理念沒有完全反映她的價值觀。
“您覺得公司應該怎么辦呢？”這個小姑娘問。
“讓你來當副總裁，”Ahmed回答她，“而不是實習生。”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Y世代從大學進入職場的趨勢在各大雜志的職場專欄掀起了討論的熱潮：如何讓這些剛愎自用的年輕人們為我們所用？“這些年輕人會告訴你他們幾點要去上瑜伽課，”《60分鐘》（60 Minutes）2007年播出的一期名為《千禧一代即將到來》（The "Millennials" Are Coming）節目這樣警告。
隨著時間的推移，Y世代逐漸走上了管理崗，工作場所的規則也按照他們的標準發生了改變：共享辦公軟件WeWork的界面打上了#ThankGod It’s Monday（你好星期一）的標語；SheEO（女性CEO）已經在職場屢見不鮮。
對于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和之后進入職場的Y世代員工來說，能找到任何類型的工作都會讓他們覺得自己很幸運，因此他們習慣于加班和辛苦工作；然而，Z世代卻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危機時刻、在這場顛覆了人類的工作時間、地點和方式的新冠疫情中踏上了他們的職業生涯。因此他們對工作的理解和預期也和以往的年輕人不同：招聘軟件公司RippleMatch于2021年秋季對求職者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超過三分之二的Z世代求職者想要的工作是可以“無限期遠程辦公”的。
如今，在那些主要由Y世代經營和管理的公司中，兩代人的摩擦尤為明顯。
草本補充劑品牌Plant People的創始人、30歲的Gabe Kennedy在招募Z世代員工時注意到，大部分年輕人對已有的工作習慣嗤之以鼻。他和聯合創始人習慣于在辦公室里熬夜、一起吃中餐外賣，為客戶的反饋而殫精竭慮，而他最年輕的員工則更喜歡自行安排工作時間。
Gabe Kennedy面試了一位Z世代的候選人，這位候選人詢問“一旦完成了自己要做的工作任務，是否可以自由安排時間”，而他回應說，公司規定的工作時間是朝九晚五。
“老一輩人更習慣于打卡上班，”Kennedy若有所思地說。“他們習慣于按部就班；Y世代則認為‘我仍然需要去辦公室，但我可以在工作之余打打乒乓球、喝喝咖啡’；Z世代的想法則是‘我什么時候才能通過在社交媒體上發帖來謀生呢？’”
30歲的Ali Kriegsman是零售技術公司Bulletin的創始人之一，她早就對Z世代員工以痛經或心理健康等理由提出的請假見怪不怪了。一條典型的請假短信長這樣：“嘿，我醒了，但是不在狀態，今天就不來上班了。”Kriegsman不是不認同Z世代年輕人把自己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的意識，但她也知道，員工帶薪休假可能會削弱公司的表現。
她說：“作為一名企業家，生理周期時因為激素水平波動，我甚至想過放棄管理團隊，但我現在所處的位置要求我必須堅持下去。”
像Kriegsman這樣的公司管理者能充分理解和共情Z世代保護自己身心健康、劃清工作和生活界限的本能意識——但也有些管理者對Z世代坦率表達自我想法的方式感到困惑和不解。換句話說，他們無法做到忽視職場的等級制度。
31歲的Lola Priego是初創公司Base的首席執行官，當一名Z世代的員工給她發Slack信息讓她完成一項工作任務時，她忍不住笑了，認為這表明自己受到員工們的歡迎，手下的15人團隊并不覺得她令人生畏，但另一名高層管理人員卻感到大為震驚。
34歲的Polly Rodriguez是兩性健康公司Unbound的首席執行官，她說：“當我剛進入職場時，我絕無可能把工作委托給老板，但Z世代會毫不猶豫地這么做。”
如果你關心當代年輕人的生活，就會發現他們的說話方式和穿衣風格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每天沉迷手機和社交媒體無法自拔。
社會學研究人員稱這種現象為“如今的孩子”（kids these days）效應，并指出這種現象已經持續了數千年。“人們傾向于抱怨比自己年輕的人，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甚至可以上溯到古希臘哲學家，”組織心理學家Cort Rudolph說。
每一代年輕人都會被媒體工作者們貼上新的標簽，被職場顧問編入《新人管理技巧》等諸如此類的書籍，都可能讓此前自我感覺受到獨一無二關注的上一代人大受震撼。不過，許多管理者認為，忽視“最年輕一代”和“較年輕一代”之間的差異是不可取的，從招聘到營銷，再到過去的一年里應對大型危機，公司都需要充分考慮到這種差別的存在。
2020年6月，隨著“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抗議活動在全國范圍內興起，運動的浪潮也通過Z世代員工波及了美國的企業界。
對Unbound的首席執行官Rodriguez來說，這一切始于周六早上的一個電話。公司的聯合創始人打電話給她，說他們的社交媒體經理、一位更年輕的員工，想知道公司打算做些什么來支持抗議活動。Unbound規定員工周末不接工作電話，因此Rodriguez知道對方只會在非常緊急的情況下聯系她。但她也需要時間來計劃團隊的應對措施。幾天之內，公司就聘請了一家多元化、平等和包容的公司為員工提供培訓，并為一個支持有色人種性工作者的組織啟動了資金籌集活動。
Rodriguez回憶說，在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殺后，Z世代的員工最先也最直言不諱地敦促企業展示他們對抗議活動的支持。37歲的Tero Isokauppila是一家食品企業的總裁，他發現一些新入職的員工直截了當地問他，公司是否會在Instagram聲援這場運動。34歲的Elaine Purcell是產婦護理初創公司Oula的聯合創始人，今年3月亞特蘭大地區的水療中心發生槍擊事件后，她收到了最年輕的員工在Slack上發的信息，詢問團隊如何才能更好地團結亞裔美國人。
對許多企業領導人來說，這是一種值得欣喜的變化趨勢。幾十年來，企業習慣于在職場內外的各種不平等問題上保持沉默。但一些高管也在努力平衡員工對政治參與的要求和他們自己對品牌文化價值的看法。
Plant People的聯合創始人Kennedy說：“你和上了年紀的同事聊天，他們會說，‘老兄，我們是來賣番茄醬的，不是來競選的’，然而年輕人會回應，‘番茄也要講政治！’”
許多人也意識到，一個小小的失誤也可能會導致員工的抗議和不滿：“一些年輕的員工更可能過河拆橋，”Rodriguez說。“在我看來，這是目光短淺。在社交媒體上獲得滿足感，然后又貶低那些可以繼續在專業上幫助你的人，這種社會影響力值得嗎?”
Dunn離開Bonobos后創辦了一家社交媒體公司。他聘請了一名Z世代員工閱讀他正在寫的一本書的草稿，并就一些措辭上可能的“錯誤”提出修改意見——結果，對方一天之內在草稿中留下了1100條評論。
Dunn也開始在辦公場合注意自己的用詞——不再用“同志們”（guys），而是用“大家”（people），或者更好的是“家人們”（y’all）。
他表示：“盡管我來自保守的伊利諾伊州，但我還是會說，‘家人們，一起走吧’。”盡管Dunn對千禧一代的語言習慣和生活方式已經很熟悉，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同樣了解Z世代。
他意識到補充新知識對自己很重要。新入職的年輕員工可能會在背地里吐槽他，但他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這代人喜歡什么，并且愿意和別人分享。Dunn說：“我想要了解他們的文化。”
在許多企業，Z世代員工也被賦予了越來越大的權利來重塑內部文化。42歲的Emily Fletcher是Ziva Meditation公司的創始人，她注意到在公司的團體活動中，資歷更淺的那些人是那些最愿意觸及乃至突破“界限”的人。
當員工們參加被稱為“薩菲獎”（Suffie Awards）的訓練時，這一點變得更顯而易見：他們圍坐在篝火旁，分享自己去年遭受的痛苦。Fletcher說，Z世代的年輕人最容易感到受傷，他們會談論伴侶的欺騙帶來的痛苦，或是疫情隔離帶來的孤獨。
Fletcher說：“他們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最真實的情感，而不是拘泥于老套的職場文化。”
她補充說，自從她最年長的48歲員工離開后，公司文化變得更加放松了。“現在每個人都覺得表現得稍微‘怪一點’也是安全的。”
正如十幾年前Y世代在職場的崛起所表明的那樣，Z世代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文化很快就會成為新的職場常態。
“我認為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自詡很了解Z世代文化的Ahmed說，“我是否認為我們已經‘手握大權’？不。但我們正在挑戰極限。”
他還特別提到笑cry（??）的emoji表情的確已經過時了：“用這個表情真的挺俗氣的，我一般只會說LOL。”
譯者：胡小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