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見不知提桶意，再見已是提桶人。
社交網絡上，人們這樣調侃在工廠打工的年輕人。由于無法忍受加班加點、枯燥無味的流水線生活，大量年輕人帶著一個水桶就能裝下的生活必需品，來去匆匆，提桶“跑路”。如今，這種現象正發生在一線互聯網大廠中。
高工資、大平臺、光鮮履歷和造富神話，讓互聯網公司成為不少名校畢業生畢業后的首選；強制996、反壟斷監管、上市停滯等接二連三的輿論風暴，又讓這個光環加身的行業逐漸走下神壇。
財富大門關閉，不少“只能喝湯”的后來者重新思考這份職業的意義。大量年輕人，曾經擠破頭想要貼上大廠的標簽，卻在入職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選擇離開。
頭部互聯網創業者的財富仍然在增加。2021年胡潤百富榜上，抖音創始人38歲的張一鳴財富增長至去年的3倍，以3400億元位居第二，與騰訊馬化騰、阿里馬云家族、拼多多黃崢一起，占據著前十中的四席。
在出走者的敘述中，互聯網行業經歷了前期野蠻增長后，已進入平緩發展期。創新乏力之下，“內卷”似乎成為提升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的解決之道。除去高薪這一選項，大廠已經不是最好的選擇。
去年底，在國內某互聯網大廠工作了半年多的王寧選擇了離職。
王寧下班回到家時是凌晨十二點半。十二月的廣州，寒風吹過來很冷，路邊的商鋪早已關門，街上只有三三兩兩面色疲憊的人匆匆趕路。她已經不記得這是第幾次穿行在這座沉睡的城市中。
本該當天交的方案還沒有寫完，剛剛崩潰了一場后，王寧的心情格外平靜。她打開電腦，沒有任何猶豫地遞交了辭呈。在互聯網大廠待了半年，她的激情已被磨滅在無止境的加班和會議中。
提到大廠生活，王寧記憶最深的是開會。每天的會議安排從早上十點持續到下午五點，中午也需要一邊吃飯一邊開會，開會的主要內容就是頭腦風暴和小組討論。在她看來，這些會議沒有太大的必要，多數是因為領導自己對工作沒有明確方向，不想承擔決策的后果，所以要不斷找人開會，結合所有人意見找到一個平衡點，這樣即便是錯了，也不是領導一個人的錯。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鄭子藝身上。
他在大廠的半年多時間里，大部分時間都在開會。不過他認為，開會對互聯網公司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行業節奏非常快，公司一個月就要完成傳統企業半年的任務，每個人手里都有好幾個項目同時推進，如果要“拉齊”進度，要溝通的合作方就非常多。
這種節奏下，真正屬于自己的“工作時間”晚上才剛剛開始。HR許諾給王寧的雙休和正常的下班時間成了泡影，實際的工作狀態是全周無休，每天從早上九點一直工作到晚上十點、十二點。
下班再晚，第二天也不允許遲到，因為部門領導明確提出，不可以填寫加班申請，明面上大家都是自愿加班。王寧入職前心心念念的內部圖書館、健身房、無邊泳池，后來才發現和自己部門并沒有什么關系，“大家太忙了”。
王寧覺得，整個公司就像一個與世隔絕的流水線工廠，進去以后，人就變成了機器，腦子里想的就是如何保持機器運轉，獲得的是高薪和光鮮亮麗的工牌，犧牲的是自己的生活。
王寧以前經常活躍在各類社交App里，進入大廠后，除了自己公司的App，其他軟件都幾乎沒有打開過，各種賬號停更了半年，也幾乎沒去過除公司以外的地方。
“睜開眼睛是工作，閉上眼睛就是睡覺。身邊的同事根本不知道，也不關心最新的社會動態，‘內卷’‘yyds’這些網絡流行詞，他們都不知道。有時候看著他們，我會想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嗎？”
對于年輕人來說，大廠的一個巨大光環在于，在這里能接觸到最頂尖的技術和產品，即便累一點、苦一點，能獲得成長也很值得。但在不少離職員工眼里，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
互聯網行業經歷了前期的野蠻生長后，發展速度逐漸平穩。當部門沒有明確目標、員工又多的情況下，“內卷”現象就會出現。
內卷的“關鍵技術”是把一件事情包裝成兩個不同的事情。鄭子藝說，當領導給一個團隊布置下了A任務，大家按照1號視角正常推進時，其他沒有活的團隊會說A任務可以從2號視角做，然后來干預這個團隊正常的節奏。
“實際上，A任務全都是我們團隊在推進，但他們提出的想法被領導批準了，相當于我們在完成任務的同時，還要完成他們的目標，然后他們拿著我們團隊的成果去匯報。”
這種現象與互聯網公司一直倡導的扁平化工作制度有關。不透明的層級和權力下放，曾給互聯網公司帶來極大的組織創新力，但也容易帶來內耗的內部競爭機制。
鄭子藝提到，產品負責人也不敢做決策，因為高層在質疑他的能力，下面團隊提出的想法他不敢“say no”，最后導致團隊間“越來越卷”。
內卷現象雖然可能不會影響產品開發的進度和企業整體效率，但會讓個人效率和成就感下降。“同樣一件事情，明明招5個人就可以解決，公司招來10個人，用人成本增加不說，這10個人工作得也不開心。”鄭子藝說。
伴隨“內卷”出現的一個現象是：工作越來越多，收入卻越來越少。
宋輝輝所在公司業務曾有過一段飛速上漲的時期，但平穩之后部門逐漸邊緣化，這時部門領導開始強調人效。“人效就是人均效率，用總的營業額除以人頭數，如果數值太低，那我要你的意義在哪里？”強調人效的后果就是減少分母（裁員）和增加分子（加工作量）。
離職前一段時間，宋輝輝公司的“分子”變得越來越大，每個月有20%-30%的上漲。她所在的部門明確提出了“一人多腦”的概念：“就是一個人要做兩個人，甚至三個人的事情，假設你原來只負責廣告推廣，現在甚至要自己設計廣告。與此同時，由于每個月任務都在上漲，同時處理多個事情，導致很難完成任務，績效會被扣掉一部分，工資比以前更少了。”
更嚴重的情況是，工作方向經常變化。宋輝輝說，部門組織架構基本上每三、四個月變一次，每次牽扯到一兩百人的變動。常常上個月還在做A方向的事，下個月就變到B方向。
領導將這種情況稱之為“擁抱變化”。不過，對員工來說，變化就意味著沒辦法在一個方向得到沉淀和積累。“我只是一顆螺絲釘，哪里需要就被搬到哪里，領導覺得你把工作交出來就行，根本不care你的成長。”
有時候，宋輝輝部門領導會在月末選一批人做另外一條業務線，要求兩個小時內報名字。兩個業務線工作內容往往差異很大，但公司在裁員之后缺人，只能最大程度利用老員工。
“入職一個月就沒人把你當新人看，三個月就算老人。領導層的變動也很頻繁，在我離職前，經理基本上每兩個月變一次，9個月換了5個經理。”宋輝輝說。
“最可怕的是語言暴力。”
宋輝輝覺得，在業務飛速發展的同時，很多互聯網大廠的企業文化并沒有得到沉淀，一些領導喜歡用打壓式教育管理員工，但這種方式并不適合現在的年輕人。
在大廠的那半年里，王寧覺得自己每天都很畏懼。“那段時間我狀態很差，不知道怎么前進，也沒有自己的想法，因為不敢想，如果我想的東西不是公司所需要的，就會被抨擊——你給公司帶來了什么？你的價值是什么？”
如果認為自己的方案做不好，上級會直接說，“這樣的東西你都能拿得出手？”這種時候，同事也很忙，沒有一個人會告訴你應該怎么解決問題。
宋輝輝的情況類似，當事情沒有做好，領導會先劈頭蓋臉罵一頓，哪怕當著全公司人的面，也會直接用“滾”等詞匯。
她表示，當自己千辛萬苦取得一定成績，領導并不會肯定你，反而認為這是應該的。“在你努力完成一件事情卻沒有得到肯定時，是很受挫的，這時候就會迎來這句話：‘你就是太脆弱了。’”
現在，宋輝輝將這種打壓式管理稱之為PUA，其中話術還包括“你做的不錯，但是還不夠好”“你以為我想花時間費口舌嗎？”“我這是為你好”“你做到第一不是應該的嗎，還需要我表揚嗎？”等。
高強度工作壓力下，公司的人文關懷也會缺位。宋輝輝從來沒有用過自己的年假，因為領導不會批準。即便生病了，也一定要提前出示病假條，“有時候就是突然不舒服，或者生理期，沒有辦法提前請假，但就是不會被批準。”哪怕是喪假，對方也不愿意按照地方風俗在規定時間外多批一天。
讓宋輝輝印象深刻的是，當同事家人生病請假，領導也會找理由阻攔，會直接問對方是不是去面試。當自己說和客戶吃飯當天不回公司，對方對很仔細地盤問，“去了哪里？怎么去的？吃了多久？對方幾個人？”
“我當然可以大大方方地告訴他我晚上吃了什么，乘坐什么交通工具，甚至喝的是白酒還是啤酒。問題就在于我覺得他不信任我。”
多數被打壓的時候，宋輝輝覺得是自己的過錯，自己做的不夠好，甚至抑郁了都是錯的，需要被責罰。“有時候看著公司那扇窗，我覺得窗外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想逃離的愿望特別強烈。”
而王寧會經常在工作時間崩潰，躲到廁所里偷偷哭，但也不能哭太久，因為會影響思維，沒辦法想出更好的方案。
鄭子藝和王寧都在工作半年后，選擇了離開。宋輝輝也在工作一年多后，決然離職。
“我從來不覺得加班是問題，畢竟我們的年薪很高。”鄭子藝說。
高強度工作下，內耗和低效是壓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未來如果有機會，我還是會考慮進大廠，但會提前做一個全面和仔細的調研，盡量找到適合自己的部門，而不是只相信HR的一面之詞。”
宋輝輝回憶起自己在大廠一年多的生活，慶幸自己現在逃離了那樣的環境。她說，離職員工總會送給在職員工兩個字——快逃。
對于現在就職的公司，她最滿意的地方是，同事和領導在商量問題時會就事論事，從來不會將情緒轉嫁到別人身上，上司每周會和員工談話，談工作和生活，目的是幫助大家真正的解決問題。
談到大廠的生活，即便經歷了一些不愉快，宋輝輝覺得自己還是有收獲，“如果不是經歷過那樣高強度的工作，我不會有現在的思考和工作能力，更不可能借助大平臺找到自己心儀的工作。”
“在這種高強度的工作節奏下，大廠上班肯定是有收獲的，但我覺得這種收獲不一定需要用這么多時間、通過這么累的方式去獲得。”王寧說。
王寧稱自己為“一個愛生活、愛自由的人”。離開大廠，她在一家創業公司工作，雖然也需要加班，但大家都有自己的個人生活和精神追求。“比如下班后我們會去健身，上一些樂器的課，不會把自己局限在工作里。”
宋輝輝回憶起最后下定決心離職的那天。
那是一個冬季的晚上，有平時難得見面的朋友來找她，約了晚上8點多見面。她原本想把所有工作梳理完，但8點開完會后，出現了新的問題，一個高一級的同事說，“今天這個方案想不出來就不能走”。
朋友一直等到9點，外面很冷，宋輝輝只能讓他先回去。“我在公司留了兩三個小時，朋友沒見到，方案也沒寫出來，那晚非常崩潰。”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鄭子藝、王寧、宋輝輝為化名。）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時代財經APP”（ID：tf-app），作者：徐丹，36氪經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