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如何使積極的財政政策更為有效?日前，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線上專題研討會召開，與會專家圍繞這一主題展開討論。

認清財政政策新使命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馮俏彬注意到，疫情下，財政政策正呈現出新的特征和使命。

馮俏彬指出，長期以來，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分工格局是：財政政策主要管結構，貨幣政策主要管總量。疫情之下，這一情況正在改變，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經明確擔負了一定的總量調節的新使命。

那么積極財政政策怎樣才能更加“有為”，更好地履行好這個新使命呢?馮俏彬認為，當務之急是要調整認識，認清新時期財政政策正在顯性化和強化的總量調節新使命。在此基礎上，要進一步加強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

“當前，積極財政政策通過‘三支箭’把總量推上去了，但這只是第一步。在使用過程中，要金融化、市場化，放大財政資金的杠桿效率。” 馮俏彬指出，還要創新財政政策工具，地方融資平臺、PPP、政策性金融、SPV、財政擔保、財政貼息、特殊轉移支付等，都可以大力使用。

此外，針對地方債，馮俏彬認為，除了加強對地方債的行政控制與管理，還要強化其市場約束。“債務作為一個介于財政和金融之間、政府和市場之間的交叉物種，要有實實在在來自于市場本身的約束，目前這一點遠遠不夠。”馮俏彬指出，還要有一個活躍的地方債二級交易市場，增強地方債的市場功能，這樣不僅可以滿足投資者的需求，也能滿足財政資金靈活周轉的需要。

改善財政支出結構：以企業減負和改善民生為重心

圍繞會議主題，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博智宏觀論壇學術委員會委員王小魯的建議是實行以企業減負和改善民生為重心的財政政策。

“現在GDP的41%是政府支出，偏高，而民生支出相比過去有顯著提高，但仍然偏低。”王小魯指出，這產生了一個結果，即政府支出擴張擠壓了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比重，結果導致消費需求帶不動經濟增長，“這是過去一個時期經濟疲軟、增長乏力的主要原因。”王小魯說。

王小魯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在近期應當以減稅降費、企業救助和失業救濟為主，在中長期，財政政策的重心應該是改善民生、完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壓縮過高的政府投資和行政管理費支出。“這需要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和調整來實現，包括擴大保障性住房的供應、改善政府支出結構、推進合理的收入再分配、推進房產稅和個稅綜合計征改革等等。”

“這其中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需要盡快解決2.3億新城鎮居民的安家落戶和社會保障覆蓋問題。我們在尋找擴大總需求發力點的時候，千萬不要忽略這個長期存在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王小魯說，要給他們提供同等的醫療、教育、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務，這一方面是解決社會公平問題，同時也是擴大內需的重要領域。

激發市場活力，創造新消費場景供給

激發市場活力，需要激發消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楊志勇認為，2020年，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有為，應該要有更強的針對性。

受疫情影響，消費最根本的推動力“收入”可能會受到一定影響，但是消費需求仍然在，“比如這些年國人的海外消費，今年可能出不去了，怎樣讓這些消費轉化為國內消費?”楊志勇說，從稅收的角度來說，消費稅在刺激消費上可以發揮作用，消費稅稅率如果能適當下降，增值稅再配合降一點，效果會更好一些。

未來的核心消費群體是誰?敦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博智宏觀論壇學術委員會委員張志洲提出他的思考：指向很明確，就是80后、90后、00后，他們加起來有5.5億人。

在地方政府推出消費券這件事上，張志洲的觀察是：錯配。“政府怎么知道80后、90后、00后想買什么?消費券的設計和他們的消費取向未必匹配，而且還限制了區域。”

那么誰更了解新的消費場景呢?“肯定是5.5億消費群體自己，其次是阿里、騰訊、京東、拼多多這些電商平臺，因為這些平臺積累了消費大數據。”張志洲建議通過積極財政政策創造新的、符合新消費群體的新消費場景，政府可以跟電商平臺合作，通過供給側營造一個符合5.5億人新消費場景的消費場所，讓他們在新消費場景里面去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