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大家好，我是城鄉經濟網小晟來為大家解答以上問題，黃道婆的故事簡介，黃道婆信仰在上海的轉折很多人還不知道，現在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今上海植物園內黃母祠

黃道婆信仰在上海地區真正獲得廣泛重視的轉折點是在清道光六年，而且與江蘇巡撫陶澍等人組織的漕糧海運密切相關。鴉片戰爭前，地方士紳和沙船商人在某種程度上正共同主導著上海城市社會的發展，這種新型的紳、商結合的方式跟傳統時代是迥然有別的，也是當時整體社會風氣轉變的突出表現。

黃道婆崇拜的歷史及道光六年請祀事件

眾所周知，黃道婆信仰是上海歷史上最為重要的地方信仰之一，根據元末文人陶宗儀和王逢的記載，元末時黃道婆最先將海南一帶的棉種和紡織技術帶入烏泥涇，繁榮了地方經濟，因此在她逝世后，烏泥涇當地士人“感恩灑泣”而共葬之，并為其立祠，以志紀念。

但事實上，在此后的數百年中，烏泥涇黃道婆祠屢廢屢興，影響范圍并不是很大，其中除了明代成化年間曾由上海知縣劉琬復建外，其余幾次均是在烏泥涇本地士紳，特別是龍華張氏的主導下加以修建的。直至清代乾嘉年間，才有記載說當時上海城內渡鶴樓西梅溪弄也有所謂黃道婆祠，但根據乾嘉年間上海人褚華在《滬城備考》一書中的描述，該祠中所奉神像“如二十余女子，群呼之黃娘娘”，因此也有可能并非黃道婆。而嘉慶《上海縣志》直接就說該祠實為黃姑庵，所供奉的神靈為織女。后來王韜在《瀛壖志略》中也據此認為“先棉與黃姑，當別為二矣”。

黃道婆信仰在上海地區真正獲得廣泛重視的轉折點是在清道光六年，而且與江蘇巡撫陶澍等人組織的漕糧海運密切相關。

陶澍像

當年由于運河阻塞，江蘇巡撫陶澍在上海主持漕糧海運，獲得極大成功，150余萬石漕糧經海路，歷時不到兩月即抵運天津塘沽口，漕米無所損失，史稱“為都下所未見，中外慶悅”，這是清代漕運史上的一件大事。參與這次海運的沙船均來自上海及周邊地區，據說其中大號沙船就有1562艘，對上海而言，其實也是清代中期以來江南經濟中心逐漸轉移至上海的一次大展示和大預演。

此次事件后，上海士民進一步飲水思源，將海運的成功歸功于作為地方神靈的黃道婆，認為“沙船之集上海，實緣布市，海壖產布，厥本黃婆”，所以黃道婆的功績，已經遠遠超出“生養吾民”的范疇，而是有功于國家社稷，是“海運功臣”，于是部分地方人士聯合申文上疏，請求將黃道婆列入國家祀典，由官方加以祭祀，以示莊崇。

但根據當年包世臣所撰《上海縣新建黃婆專祠碑》的記載，這次請封最終卻因“上官指駁，格于入告”而功敗垂成，此后直至道光十年再次提出申請時，才得償所愿。但關于道光六年請祀事件的具體過程，由于史料不足征，因此至今無從考據。

包世臣像

筆者最近在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獲睹《募建黃婆祠捐疏》一種，陋見所及，應是至今為止黃道婆研究者所未曾寓目之史料。該書主要內容包括清道光六年上海士民聯名請求將黃道婆列入國家祀典的申文、從知縣到督撫等各級官員關于此事的文移辯駁，以及地方士民的再次回應等等，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厘清該次請祀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相關問題。

江蘇學政辛從益的質疑

由《募建黃婆祠捐疏》可知，道光六年上海士民聯名呼吁將黃道婆祠列入祀典的請求得到了從江蘇巡撫陶澍到上海知縣許榕皋等大部分地方官員的支持，主要持不同意見者為時任江蘇學政的辛從益，他提出了以下三點質疑：

首先，他認為無法確認黃道婆是否上海本地人。因為根據《輟耕錄》的記載，只是說“國初有一嫗自崖州來，教以紡織之具云”，并沒有明確說她就是上海人。如果嚴格根據當時國家祀典的規定，非本地出生者是不宜列入官方祭祀系統的。

其次，當時棉花生產不僅盛行于南方，在北方亦“皆有此種，特為茂盛”，似乎很難與黃道婆聯系起來。

再次，他認為當時往來于上海的海船，主要從事洋貨貿易，其中只有部分船只“販運木棉”，因此將黃道婆稱為“海運功臣”，有言過其實之嫌。

《募建黃婆祠捐疏》書影

辛從益的質疑有部分的合理性，尤其是關于黃道婆籍貫的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是聚訟紛紜。但他的后兩點質疑理由實則卻正反映了當時清朝一般地方官員對社會經濟發展現實的不了解與某種程度上的隔膜。

因為正如后來上海官紳的回應所言，明清以降，北方雖然已經比較普遍地種植棉花，但是卻“不能為布”，“皆有南方織成販運”，所以“北土吉貝賤而布貴，南方反是”，而黃道婆的功績不僅僅在引入棉種，更在教人紡績，由此形成了南北之間的經濟交流。

另外，辛從益認為云集于上海的海船主要從事洋貨貿易的說法也并不全面。事實上，從乾隆后期至嘉慶初，受益于太倉瀏河港淤塞等原因，上海正逐漸取代稍北的瀏河，成為南北洋貿易中心，發展成了全國最大的棉布和餅豆市場，東北豆貨南來，江南棉布北往成為一種常態，大量的沙船因此而集聚于上海，正是這些適合航行于北洋的沙船后來成為了漕糧海運的主力，也是在這一意義上，上海士民將黃道婆視為“海運功臣”并不為過。

還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六年前后，江南漕糧征收過程中存在嚴重的“浮收”問題，蘇州、松江一帶征收一石漕糧往往會多收四五斗，甚至六七斗，作為漕糧運輸的補貼，由此引起地方士人的反彈，發生所謂“告漕”“鬧漕”事件，被地方官府彈壓。針對類似事件，辛從益作為學政，認為應該約束地方官員的權力，維護士子利益，因此與主張嚴懲的江蘇巡撫陶澍產生齟齬。而黃道婆的請祀得到了陶澍的大力支持，所以辛從益的阻撓也不排除存在某種意氣之爭。

黃道婆入祀推動者

《募建黃婆祠疏》最有價值的地方還在于讓我們得以確認了道光六年推動黃道婆進入祀典者究竟有哪些人。因為毛岳生在道光十年的《上海縣黃婆祠記》中曾經提及，道光六年，最初上書推動黃道婆入祀者有十四人，其姓名均載于碑陰。但由于歷年久遠，碑碣無存，因此關于這些人的姓名和身份，至今無從查考。

而根據《募建黃婆祠疏》的記載，當時聯名具稟者分別為“戶部員外郎李林松、刑部主事張惇訓、光祿寺典簿李筠嘉、太常寺博士李鐘元、都察院經歷毛振勛、貢生候選教諭瞿應紹、詔舉孝廉方正舉人楊城書、布政司經歷李心泰、布政司經歷朱增慎、布政司經歷王揆、廩生莫樹堉、廩生郁松年、監生徐渭仁、生員陳瓚”等十四人。

以上十四人中除陳瓚外，其余生平事跡大致可考，通過考察這些人的身份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不僅有利于我們理解黃道婆請祀的背景，更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當時的上海城市社會特質。

總體而言，這些聯名具稟者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比較典型的地方士紳，包括李林松、張惇訓、瞿應紹、楊城書、莫樹堉、徐渭仁、王揆等。這些人大多出身正途，有著進士、舉人或者國子生的身份，但同時對當時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也有著敏銳的見解和較深的介入。比如李林松為乾隆六十年進士，嘉慶《上海縣志》主纂，他在道光六年以前就曾經向蘇松太糧道湯藩提出了雇募沙船，推行漕糧海運的建議。再如王揆本為國子生，但卻“熟悉洋情”，在道光六年的海運中出力尤多，事后得到了陶澍的大力贊賞。

第二類是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地方士紳，包括李筠嘉、李鐘元、李心泰等。其中李心泰曾祖李長祿、祖父李士達均為商人，“為賈楚越間，家日以饒”，李鐘元曾祖李泓也曾在蘇州閶門一帶經商，李筠嘉則是清代上海著名的藏書家，其先世也同樣經營商業，所以累積了很多資產，能夠供他搜羅珍本秘笈。考慮到明清時期上海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他們先人所從事的很可能就是棉布貿易。比如與李筠嘉等同時代的褚華在《木棉譜》中就曾提到其家族從六世祖開始便從事棉布貿易，“秦晉布商皆主于家”，“其利甚厚”，由此富甲一方，或可以為佐證。

郁長發船圖

第三類則是直接從事棉布貿易的海商、沙船商，其代表者為毛振勛、朱增慎和郁松年。陶澍在道光六年海運事竣后的上疏中特別提到了毛振勛和朱增慎二人，指出他們在海運之初便“將自置沙船承運米二萬余石，并將應領水腳銀八千余兩捐出充公”，因此對其大加贊賞。而朱增慎和郁松年本人便出身于嘉道間上海著名的船商家族，其中朱家開設沙船商號“朱和盛”，有“朱半天”之稱，郁家開設“郁森盛”號，當時民間謠諺稱郁家為上海“城中首富”，“多號多船又多屋”。

可見，這些人都與道光六年的漕糧海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另外，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他們之間在平時就以各種形式保持著較為密切的聯系。比如李林松主纂嘉慶《上海縣志》時，便曾邀請張惇訓、莫樹堉、徐渭仁、李筠嘉、李心泰等人參與編纂。此外，他們還通過詩酒文會來維持相互之間的聯系，當時上海縣城內由李筠嘉所修筑的吾園在嘉道間便是此類活動的中心之一。由李氏主編的《春雪集》一書匯集了上海地方士紳在吾園內集會時的詩歌唱和之作，其中便包括了李林松、瞿應紹、莫樹堉、郁松年等人的詩作。所以，后來在道光六年以吾園之半辟為黃道婆祠并不是偶然的，而他們將黃道婆視為“海運功臣”，進而聯名請求將其列入祀典的申文或者也曾經在這個園子里進行過商擬，也是可以想見的。

李筠嘉《春雪集》書影

上海地方紳、商的合流

更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這樣一個以地方士紳和商人為主的社會群體事實上在當時的上海地方社會運行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嘉慶二十五年，朝廷疏浚吳淞江，由各地縣令甄選地方人士擔任董事，負責相關事務，當時上海縣有董事四人，分別為陳煥、李心泰、李筠嘉和朱增慎，后三者的身份上文已有所考釋，而陳煥同樣也是當時上海縣內著名的商人，并樂為善舉。

此外，嘉道間上海城內最為重要的一些慈善機構也和這一群體有著密切的關系。比如李心泰的祖父李士達便是上海育嬰堂的創建者之一，而李心泰本人則參與了另一個慈善機構——同仁堂的創建。根據道光十一年的《上海同仁堂征信錄》記載，當時李心泰和陳煥任該堂司總、瞿應紹負責贍給老人，郁松年負責施棺，與朱增慎為同族的朱增沂和朱增惠亦分別執掌義冢和贍給老人之事。

直至道光二十二年，英軍逼近上海縣城時，上海縣令劉光斗與城內紳商計議守城策略，據時人喬重禧在《夷難日記》中記載，當時參與商議的有上海城內所謂大董八人，分別為瞿應紹、曹洪集、金樹濤、沈希轍、朱增慎、朱增惠、郁松年和徐渭仁等。

可見，鴉片戰爭前，地方士紳和沙船商人在某種程度上共同主導著上海城市社會的發展，這種新型的紳、商結合的方式跟傳統時代迥然有別，也是當時整體社會風氣轉變的突出表現。

沙船停泊圖

根據有關學者的統計，清代松江、上海地區科舉狀況遜于周邊，何炳棣先生認為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因為乾嘉以后，隨著上海成為全國最大港口，大部分人力資源都被轉投入了經濟領域。即使是那些曾經金榜題名者，也紛紛棄古文而趨經濟，比如那位領銜稟請將黃道婆列入官方祀典的李林松，在其晚年便認為八股時文乃至古文、經學皆不足言，“學者終當求實用也”，這樣的認識應該是紳、商逐漸合流的思想基礎。

當然，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還是乾嘉以降上海地區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以沙船為媒介的棉布貿易正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在這一過程中，黃道婆作為一個信仰符號，或許可以被視為能夠將不同的紳、商群體聯合在一起的粘結劑。（作者系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研究員）

作者：王健

編輯：王秋童

本文就為大家講解到這里，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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