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烏鎮戲劇節上，孟京輝的改編完全脫離了傳統《茶館》的影子，其舞臺呈現出強烈的后戲劇劇場的風格。 (烏鎮戲劇節供圖)

李六乙執導了莎氏名劇《哈姆雷特》、王曉鷹嘗試了中希雙語版《趙氏孤兒》、賴聲川改編了曹禺《北京人》、趙立新自導自演了斯特林堡的《父親》……今年，國內一批知名導演紛紛走上改編創作的道路，他們所挑戰的對象，并非是單純躺在紙面上的文學作品，而是在舞臺上留下過輝煌歷史的戲劇經典。其中，尤以亮相十月烏鎮戲劇節、由孟京輝和德國戲劇構作師共同改編的《茶館》最具話題性。

圍繞這部“另類”《茶館》，議論紛紛，有著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兩種意見。贊許的聲音認為，孟京輝的改編釋放了《茶館》時空的局限，與整個世界版圖、與所有時代接軌。批評者則認為，老舍的《茶館》在整體性上被破壞了。“孟京輝可以將這出戲以任何名稱命名，但這不應該用老舍的《茶館》。”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胡志毅表示，“六經注我”的創作態度，使導演幾乎拋棄了源文本的使用;這樣“面目全非”的改編作品或許能吸引到一些年輕觀眾“進場”，但也容易誤導他們對于經典的理解。

林兆華曾經說，希望有人能排出“第二版”《茶館》

卡爾維諾在《為什么讀經典》中說，“經典作品永不會耗盡他要向讀者說的一切東西”。正因為經典的開放性，各個時代的闡述者總能從中找到新的意義，《茶館》《哈姆雷特》《趙氏孤兒》《等待戈多》等反復在全球舞臺一演再演就是范例。

必須承認，“非屬一代獨有，實為千秋共寶”的經典，是導演在劇本荒的創作空隙中可以尋求的啟示。但另一方面，經典又是戲劇創作歷史上，對劇作家、導演、演員等舞臺創作者構成最大壓力、最大焦慮的來源。

《茶館》是文學大家老舍的杰作、中國話劇史上的經典。在話劇舞臺上，這個經典最初是由焦菊隱、夏淳兩位導演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老藝術家們在1958年締造的。這版以地道京味、純熟表演見長的《茶館》，多年來在觀眾心目中地位卓越，歷經半個多世紀經久不衰。1999年，林兆華懷著滿腔熱情想要創造出“第二版”《茶館》卻無疾而終，2005年他擔任復排藝術指導，重新恢復了焦菊隱版《茶館》。

“這個戲是人藝的招牌。我想創新，但沒有能力去駕馭得更好。”當時，林兆華這樣回應的。“不過我始終認為，戲劇永遠是發展的，總是拿過去的《茶館》說事，不怎么樣。我失敗了，不等于不可以有后來者。我希望后來者可以超越我，排出不一樣的、同樣經典的《茶館》。”

在經典基礎上的創新，激勵了一批又一批創作者。2017年，導演李六乙攜手四川人民藝術劇院打造了一部川味版《茶館》，打破了《茶館》被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長期“壟斷”的局面。他的《茶館》巧妙嫁接了四川文化，以語言屬性和地方特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

而在今年的烏鎮戲劇節上，孟京輝的改編完全脫離了傳統《茶館》的影子。他邀請“外援”德國戲劇構作塞巴斯蒂安·凱撒一同加入創作，舞臺呈現出強烈的后戲劇劇場的風格。一個堪稱巨型的“摩天輪”裝置幾乎完全奪去了觀眾的注意力，身著白衣黑褲的演員們，用沙啞到接近嘶吼的嗓音，串聯了《茶館》第一幕的臺詞……該劇一開場，工業感極強的舞臺風格和大量抽象的符號，就完全顛覆了傳統《茶館》的寫實主義印象。孟京輝說他在小說原作的基礎上，糅進了老舍其他作品元素，甚至有布萊希特、莎士比亞等先賢作品的影子，可謂“注腳”繁雜。

面對經典，“自視甚高”與“過度自卑”均不可取

不可否認，戲劇領域“經典再生產”的過程中，導演往往擔任了比劇作家更重要的職責。

作為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先鋒戲劇的領軍人物之一，孟京輝的創作呈現出一種游戲化解構的傾向。戲劇研究者、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霍旭認為，孟京輝所解構的對象往往不直接指向源文本，而是借用源文本激發新意，他的經典再生更多的是游戲化和狂歡化。在此情況下，經典源文本很容易在游戲的姿態中丟掉了所謂的“光暈”。

孟京輝的戲劇往往以一種精確推敲過的不確定性在經典與大眾之間、在先鋒與商業之間游走。這部《茶館》的結尾，就高度體現了孟氏戲劇游戲化的特征。文章扮演的王利發、韓青扮演的秦二爺、陳明昊扮演的常四爺不是用對白，而是念白，撒紙錢，伴隨著鐵輪轉動的茶桌、椅子、賬單、菜譜反復傾倒、翻轉，在電子音樂和瘋狂的舞蹈中，完全解構戲劇結尾。

把《茶館》的對話和情節當作素材，然后任由導演處置、安排，或放大，或變形，或夸張。于是，原來的人物和情境變得斷斷續續，插進大量的非《茶館》的內容，使得原著本身碎片化、小品化了。“這種改編方法，恐怕只有沒看過《茶館》的人會完全接受。”胡志毅說。

經典的再生產過程中，容易走向兩個極端。一方面，經典再生在與經典原著的對視中，容易產生一種低層次的認知，束縛在對經典的仰視之中，創造性被完全遏制。但與“過度自卑”一樣，“自視甚高”也同樣不可取。霍旭認為，在對經典認識不深刻的情況下貿然對其顛覆改造，生成自我，容易帶來價值建構和美學建構的失語，“經典改編，究竟是追求顛覆經典的快感，還是共情經典所蘊含的生命感?恐怕是改編創作者首先要面對的自我叩問。”(記者 童薇菁)